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海洋治理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转向”：不再追问“谁能控制海洋”，而是探索“人类如何与海洋共处、和海洋共生”。中国提出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文明逻辑与文化维度为这场转向提供了独特的智慧资源。

西方海权文化的时代困境

　　西方海权论的深层症结，不在于技术层面的海军建设或战略部署，而在于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理论自19世纪末诞生以来，便“以武力征服为基础”，将海洋控制与国家霸权直接挂钩。这不只是一种军事学说，更是一套以文明征服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文化基因的驱动下，从西班牙、葡萄牙的先机抢占，到英国的“日不落帝国”霸权，再到美国的全球海上主导，其内在逻辑始终是零和博弈——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

　　然而，进入21世纪，这套旧逻辑正面临全面失灵。尤其是随着全球变暖、海洋污染、海盗等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加剧，各国在海上合作的必要性和意愿不断增强，“绝对的、排他的、零和的海洋安全观恐已难再”。加上军事技术和国际规范的变化从根基上动摇了海权论的适用前提，以零和博弈为底色的西方海权文化陷入了结构性困境。

　　这种时代困境，源于它的文化基因与时代需要之间的根本性冲突：一套以征服、排他和零和为底层逻辑的思维框架，无法回应一个以互联、互通、共生为基本特征的世界，无法容纳中小国家合理的安全诉求，更无法支撑日益紧迫的全球海洋治理议程。这正是“文化转向”紧迫的根本原因——要超越海权对抗，必须从文明的根基层面重新理解海洋。

超越海权博弈的文明逻辑

　　如果说西方海权论的文化底色是“胜者通吃”，那么起源于郑和七下西洋时期的中华海洋文化基因从一开始就与之不同——过程中“没有进行一两黄金白银掠夺，没有主动发动过一场军事侵略，更没有占领一寸海外殖民地”。这不仅是两种海权理念的分野，更是两种文明范式的差异——一种根植于征服与排斥，另一种生长于“和”的土壤。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庄子·秋水》中的这句话阐述了文明交流的道理，大海的博大、开放、包容在此处被赋予了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文明高度。海洋在中国文化中从来不是一个被分割和占有的空间，而是一条连接万邦的纽带、一个文明交融的场域。

　　坚持“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作为海洋治理的施行原则。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在尊重差异基础上寻求和谐，而非通过强制力消除差异。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海洋治理——对于“海洋自由”和“适当顾及”原则，既不能过度强调“自由”而忽视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也不能过度强调“适当顾及”而违背海洋自由的精神。

　　以“协和万邦”而非“霸权主导”作为海洋治理的实践路径。中华海洋文化的目标不是控制海洋以控制他国，而是通过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其中“和平性”就为超越海权博弈提供了最根本的文化底气。这种文明逻辑，让中国在面对海洋问题时不是寻求排他性的竞争，而是谋求和谐共存。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中华海洋文明提供了超越海权对抗的早期理念积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中华海洋文明的时代性升华，这一文明逻辑在新时代背景下可以从海洋经济、海洋安全与海洋文化三个层面展开阐释。

　　在海洋经济合作层面，以开放姿态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旨在“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福祉”。“十四五”以来，中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蓝色经济合作协议。这种经济合作导向超越了海权论中“优势即安全”的旧思维，推动海洋治理从军事博弈向经济、科技等多领域协作转变。

　　在海洋安全维护层面，以多边主义打造包容和平的海洋。传统海权论持“我安全即你危险”的单边思维，而中国倡导的海洋安全观则主张各国相互依存、多边共治以实现和平与安全，即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从亚丁湾护航到海上搜救合作，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将“控制海洋”转变为“治理海洋”，让安全从排他走向包容。

　　在海洋文化交融层面，以文明互鉴铸就理念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为海洋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理念指引。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海事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