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长换将、副行长补新、董秘等关键岗位调整……今年以来，股份行人事变动频繁。南都湾财社记者根据股份行公告统计发现，今年以来，12家股份行中，10家发生高管变动，若将兼任职务的情形纳入统计，则至少有19人获得新任命。
从年龄上看，这些新高管以“70后”为主，其中多人为“75后”；从人选来源看，多数为内部提拔，且具有地方分行工作经历。受访专家认为，在当前净息差收窄、风险暴露加剧的复杂环境下，股份行启用这批年富力强、经验曲线正值顶峰的干部，是银行以人才结构性升级对抗周期下行压力的理性选择。
就行长一职而言，今年以来，4家股份行迎来新行长（含拟任，下同），他们有的是从集团其他单位回归，有的是跨行引进，也有的由大股东高管兼任。专家认为，这三种路径差异映照出各家的治理结构差异，也表明“在存量博弈时代，选人即选战略”。
4家迎来新行长，5家补充副行长
南都湾财社记者根据银行公告不完全统计发现，今年以来，12家股份行中，有4家迎来新行长，分别为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浙商银行和广发银行。
今年4月份，招商银行官宣王小青“回归”，担任行长一职，目前其任职资格尚待监管核准；今年5月份，中信银行董事会聘任吕天贵为该行行长，6月，吕天贵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浙商银行行长吕临华在今年4月份正式走马上任；广发银行更早，今年1月份其行长林朝晖任职资格获监管核准。
今年以来，4家股份行迎来新行长。
副行长层面，5家股份行亦有新人履新。其中，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浙商银行均在今年新进两位副行长，平安银行和兴业银行则各提拔一名。
今年以来，5家股份行补充副行长人选。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3月1日，《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施行过渡期结束。按照该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应当在机构总部设立首席合规官。由此，股份行陆续补齐首席合规官。
南都湾财社记者统计发现，仅今年以来就有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和渤海银行官宣了首席合规官人选，均为行长或副行长兼任。
除了上述职位，部分股份行其他高管职位也有调整。例如，华夏银行董事会秘书刘彦雷任职资格近期获得监管机构核准。此前，该职位由副行长杨伟兼任，4月份，杨伟辞去董秘一职，刘彦雷获聘任。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调整与今年5月份《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正式施行有关。该监管规则要求“董事会秘书不得兼任经理、分管经营业务的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中信银行董事会秘书一职也有变动。今年6月份，在该岗位任职多年的张青辞任，同时，其获聘该行业务总监。目前中信银行董秘一职由董事长方合英代为履行。
“70后”为主力、“75后”加速入场
从年龄上来看，今年以来获得新职位的股份行高管，呈现出“70后”为主力、“75后”加速入场的特征。
其中，最年轻的当属浙商银行行长、首席合规官吕临华，1978年5月出生的他今年48岁。虽然在一众股份行高管中相对年轻，但却拥有丰富的银行业监管和实践经验。此前他曾长期在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任过原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2022年，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成立后，他出任该行副行长。
华夏银行在今年4月份聘任了董秘刘彦雷和财务负责人刘越，两人均为1977年出生，今年49岁。平安银行副行长、首席合规官吴雷鸣则是1976年出生，今年50岁。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在接受南都湾财社记者采访时表示，“70后”、尤其是“75后”高管加速登场，意味着银行正将舵盘交给真正经历过完整经济周期洗礼的群体。他们普遍成长于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股改上市和数字化转型的激荡年代，既有处理不良资产剥离等存量风险化解的实战记忆，又具备推动零售转型与科技赋能的开放视野。在当前净息差收窄、风险暴露加剧的复杂环境下，启用这批年富力强、经验曲线正值顶峰的干部，是银行以人才结构性升级对抗周期下行压力的理性选择。
不过，除了上述4名“75后”，也有“60后”老将获得新职。例如，1968年出生的张青在告别中信银行董秘一职后，获聘业务总监，走向新的岗位。光大银行今年新晋升的两名副行长汪永奇、杨文化分别为1968年出生、1969年出生。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些老将凭借丰富的业务阅历和长期一线管理经验，在新岗位上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有助于在推进变革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与经营稳健。
新高管多为内部提拔，曾在分行历练
股份行高管团队中的新面孔都来自哪里？是内部提拔还是外部聘任？
从今年变动来看，新高管多数为内部提拔。以副行长为例，无论是中信银行的赵元新、沈强，还是光大银行的汪永奇、平安银行的吴雷鸣，以及兴业银行的郝超、浙商银行的潘华枫，均为内部擢升，且都有地方分行历练的经历。
例如，中信银行副行长赵元新曾在该行多个分行任职，先后任过苏州分行副行长、南昌分行行长、苏州分行行长、上海分行行长。去年11月，赵元新调至总行，任授信执行部总经理，直至今年履新副行长。
浙商银行副行长潘华枫同样属于内部擢升，其此前曾在浙商银行宁波分行工作，担任过该分行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风险监控官、行长助理、副行长、纪委书记、党委书记、行长等多个职务，后进入总行，担任风险管理部负责人。
田利辉认为，这一用人导向释放出明显的“审慎务实”信号，是对“空降兵”文化的一次校正。银行业务的重心在分行，分行是直面客户、识别风险、创造利润的真正战场。新提拔高管多有地方分行历练经历，意味着决策者更看重“听得见炮火”的实战能力。此外，内部提拔保证了战略延续性与文化认同，避免因激进的外部引援导致水土不服和组织撕裂。
“在当前信用环境承压的背景下，让最熟悉自身资产底数和风险隐患的人掌舵，是以稳健经营底盘的明智之举。”田利辉强调道。
行长路径差异明显，透露什么信号？
在股份行高管变动中，行长一职的人选来源备受关注。作为执掌全行经营方向的一把手，其人选不仅关系着战略方向，也决定着机构治理的稳定性。
今年4位股份行新行长中，王小青与吕天贵均为“回归型”，两人均从副行长一职调至集团其他单位，然后再回归银行担任行长。其中，王小青此前担任招商银行副行长，后调任招商金控党委书记、总经理，再回归招商银行担任行长；吕天贵此前在中信银行担任副行长，后调任中信信托董事长，随后又回归中信银行担任行长。
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两人都具有丰富的财富管理经验。王小青曾在保险、资管、银行、基金等多领域深耕，吕天贵曾在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零售银行部、私人银行部担任负责人。
实际上，在当前利率市场化深化与资产荒背景下，股份行不仅要面对息差收窄的压力，还面临多种挑战，例如，互联网平台分流银行零售业务，资产质量管控压力增加，财富管理业务面临转型等。在业内人士看来，两人的回归，对于这两家头部股份行来说，是零售与财富管理战略再发力的信号。
与上述二人不同，浙商银行行长吕临华为跨行引进，广发银行行长则由该行第一大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副总裁林朝晖兼任。
田利辉认为，上述4名新行长的三种路径，恰如三种不同的变革突围模式，深刻映照出各家股份行的治理结构差异。“回归型”高管是信任复位与战略回归，旨在低成本重启深谙本行基因的人才。跨行引进则是寻求生态嫁接，意在打破同质化“内卷”，换取业务模式颠覆性创新的可能。大股东委派则是治理意志的强力穿透，背后是打通集团综合金融协同、实现产融深度绑定的战略考量。
“路径虽异，但共同指向同一个事实：在存量博弈时代，选人即选战略。”田利辉强调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