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创新药的诞生，常常始于实验室里对某个顽固蛋白的漫长围猎。1984年，Bcl-2蛋白被发现与细胞凋亡异常相关，此后数十年间，全球制药界对这一“抗凋亡司令官”的靶向攻关屡战屡败，直到2016年全球首款药物才艰难面世。

　　中国在这一赛道上的追赶，并非简单的仿制或跟随，而是一次从分子结构设计源头就展开的差异化突围。2025年7月，当亚盛医药自主研发的利生妥®（通用名：利沙托克拉）拿到国家药监局的上市批件时，中国血液肿瘤领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凋亡开关”钥匙。

　　这把钥匙的落地，恰逢中国血液肿瘤治疗版图的剧烈重构期。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高CLL等惰性肿瘤的疾病负担，银发患者的治疗耐受性成为比肿瘤本身更棘手的难题；另一方面，过去十年BTK抑制剂所开创的“无化疗”格局，虽然改善了生活质量，却未能打破“持续用药”的生存模式——停药复发、耐药突变、长期毒性累积，这些悬而未决的痛点让临床始终渴望拥有能带来深度缓解的新型武器。

　　利生妥®的临床价值并不局限于提供一个新的靶向选择。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用差异化的药代动力学设计和更简洁的给药方案，尝试回答一个中国医患始终焦虑的问题：“创新药如何才能既高效又安全地走进‘体弱难治’人群？”有券商医药行业分析师指出，在真实世界的验证中，它正在探索一种从持续治疗向有限疗程治疗转变的新模式，这本质上是将肿瘤慢病化管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让患者有机会“停药”，才有机会真正回归正常生活。

　　7月10日，利生妥®迎来上市一周年。作为中国首个获批上市的国产原创Bcl-2抑制剂，这款被业内称为“30年磨一剑”的创新药，正在深刻改变中国血液肿瘤的治疗版图。而从全球视角看，中国原研Bcl-2抑制剂的上市，也标志着这一靶点的竞争从“一家独大”进入“多元博弈”的新阶段。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和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是常见的成人血液恶性肿瘤，多发于老年人群。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教授在采访中透露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数据：“30年前，一年可能我见到10个CLL患者，现在一个月就能见到十几个。”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我国CLL中位发病年龄为65岁。预计到203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20%，未来10年患者总数将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马军教授进一步指出，预计到2030年，中国CLL的发病率将与欧美国家持平。

　　然而，与不断攀升的发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CLL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50%-70%，远低于美国的88.5%。更令人担忧的是，超过60%的中国CLL患者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基础病，传统化疗方案不仅疗效有限，还存在严重感染、骨髓抑制等毒副作用，导致近30%的老年患者因无法耐受而被迫中断治疗。

　　马军教授指出，CLL/SLL目前仍无法治愈。对于这些老年患者而言，治疗目标已经从“追求治愈”转变为“像管理糖尿病、高血压一样进行慢性病全程管理”。

　　在BTK抑制剂出现之前，CLL/SLL的治疗长期依赖化疗和免疫化疗。BTK抑制剂的问世将CLL/SLL治疗带入了“无化疗”时代。然而，BTK抑制剂存在一个根本性局限——患者需要终身服药，一旦停药就可能复发。

　　马军教授在采访中解释道：“BTK抑制剂五年完全缓解率较低，因为达不到完全恢复，就达不到长期生存和停药标准，所以终身用药。”

　　Bcl-2抑制剂的问世则为这一困境提供了破局之道。Bcl-2是一种在血液肿瘤中高表达的关键细胞凋亡调节蛋白。通过选择性抑制Bcl-2蛋白，可以恢复肿瘤细胞的正常凋亡过程。亚盛医药董事长兼CEO杨大俊博士介绍，Bcl-2靶点的发现已有40多年历史，但成药难度极高——“它是在线粒体膜上面，线粒体是个双膜的结构，非常难做靶向小分子药物”。

　　利生妥®的上市标志着中国在Bcl-2靶点药物研发领域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前全球仅有一款Bcl-2抑制剂——艾伯维的维奈克拉上市。而利生妥®不仅是全球第二个上市的Bcl-2抑制剂，更是全球首个单药治疗BTK抑制剂经治CLL/SLL患者的Bcl-2抑制剂。

　　差异化竞争

　　与维奈克拉相比，利生妥®展现了多重差异化优势，被业内评价为具备全球“Best-in-class”潜力。

　　首先是给药方案的革命性简化。维奈克拉需要长达5周的剂量递增才能达到治疗剂量，而利生妥®仅需5天即可完成剂量递增。马军教授指出，这一创新不仅大幅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间，还可在日间病房甚至社区完成治疗，减轻了整个医疗系统的负担。“肿瘤溶解综合征（TLS）是Bcl-2抑制剂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一旦出现就可能致命。亚盛的利生妥®5天递增方案，到现在为止我们用了多例病人，还没有一例发生溶解综合征。”马军教授强调。

　　其次是安全性优势显著。马军教授将其总结为“三个低”：肿瘤溶解风险低、血液学毒性低、药物相互作用风险低。

　　第三是疗效数据扎实。在支持获批的关键注册II期研究中，利生妥®单药治疗BTK抑制剂经治的复发/难治CLL/SLL患者，客观缓解率（ORR）达62.5%，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达23.89个月。值得关注的是，该研究入组了近半数携带复杂核型的患者，这类极高危人群的治疗是目前CLL/SLL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研究结果在2025年ASH年会上以口头报告形式发布，获得国际同行高度认可。

　　这也使得上市仅一年，利生妥®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商业化表现。2025年年报显示，从2025年7月上市到年底的5个多月内，利生妥®实现销售收入7058万元。

　　在药物可及性方面，利生妥®也已构建起多层次支付保障体系，已被纳入全国27个省、194个城市、84个项目的重特大疾病补充保险或惠民保报销范围。2026年7月，利生妥®已通过国家医保局形式审查，将参与当年国家医保目录谈判。

　　挖掘未来潜力

　　利生妥®的临床潜力远不止于CLL/SLL。

　　杨大俊博士透露，利生妥®已制定清晰的全球商业化路径，正在开展4项全球注册III期临床试验。

　　马军教授将Bcl-2抑制剂称为“万能药”和“万金油”，其在多种血液肿瘤中均展现出应用前景。

　　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领域，利生妥®联合阿扎胞苷治疗不适合强化化疗的老年AML患者，ORR为64.1%~72.7%。针对维奈克拉经治的复发/难治AML患者，利生妥®联合阿扎胞苷治疗ORR为31.8%，在治疗后缓解的患者中，超半数存在TP53突变，表明其具有克服维奈克拉耐药的潜力。

　　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领域，利生妥®的布局更具战略意义。全球注册III期临床试验GLORA-4正在评估利生妥®联合阿扎胞苷一线治疗中高危MDS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这一适应症近20年无新靶向药物获批，此前维奈克拉的同类III期研究已宣告失败。GLORA-4已获FDA、EMA及CDE三方批准，预计2026年完成大部分入组。MD Anderson癌症中心白血病系主任Garcia-Manero教授指出，利生妥®具有不同的药代动力学特征和更少的药物相互作用，可能比第一代Bcl-2抑制剂更安全。

　　在其他适应症方面，利生妥®已在多发性骨髓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等领域展现初步疗效，累计获得5项FDA孤儿药认证。2026年ASCO年会上，利生妥®联合MDM2-p53抑制剂APG-115治疗儿童软组织肉瘤的研究入选快速口头报告。

　　站在上市一周年的节点上，利生妥®的未来发展路径日渐清晰。杨大俊博士提出了两大核心期待：一是2026年顺利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让更多国内患者受益；二是全球注册临床试验在2027年进入向FDA递交新药上市申请的阶段，真正实现从中国走向世界。

　　马军教授则从临床角度提出了更高期望：“希望利沙托克拉在老年高危MDS和Unfit急性髓系白血病方面获得更多数据，实现国际标准的创新药治疗。也希望这个药物在全国广泛应用，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让更多患者通过新药获益。”

　　从1984年Bcl-2靶点被发现，到2025年利生妥®在中国获批上市，历时40多年。这一漫长的研发历程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创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速成”，而是日积月累的“深耕”。

　　当中国原研药从“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在某些领域开始“领跑”时，利生妥®的故事或许只是开始。在血液肿瘤治疗从“化疗”到“靶向”、从“终身服药”到“有限期治疗”、从“疾病控制”到“功能性治愈”的演进中，中国创新药正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