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正以超预期的速度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近日，中国气象局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2030年）》，要求以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为重点，突出强化气象灾害风险管理、防御能力常态预置、全社会协同防御，统筹推进气象灾前、灾中、灾后全链条防御能力和机制建设。

　　气象灾害防御如何从“灾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极端天气的“经济账”究竟该怎么算？气象预警信息如何真正转化为有效行动？围绕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许小峰。

　　许小峰表示，气象灾害防御绝非气象部门“一家之事”，而是一道需要全社会共同作答的“综合题”，要把韧性建设融入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设防的日常决策中。

　　极端天气时空分布出现异常

　　《21世纪》：近日，高温热浪、极端暴雨、强台风、罕见龙卷风等天气气候话题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如何评价当前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的特点与趋势？

　　许小峰：从近几年的观测数据看，自2022年以来，全球增温呈现跃升态势，变暖速度加快，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增加趋势亦十分显著。2024年全球气温达到峰值，2025年次之，2026年截至目前（至少自3月以来）的监测结果与上年基本持平。全球变暖整体呈现出跳跃式上升的轨迹，在此背景下，高温、暴雨、台风、干旱等灾害性天气在全球范围频发，气候异常表现日益突出。

　　《21世纪》：我国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气候风险？

　　许小峰：高温热浪、极端暴雨、强台风均属重点防范对象。关键问题在于，极端天气不仅强度可能发生变化，其时空分布也在发生系统性改变。某些情形下，极端天气的绝对强度未必很高，但其出现的地理位置或季节时段异于常年，同样容易诱发严重灾害。

　　以新疆的南疆地区近期出现的暴雨为例，几十毫米的降水量若发生在东部沿海并不算极端，但对于长期干旱的南疆而言，就可能引发山洪——对该地区来说，这已构成极端事件。此外，“旱涝急转”现象值得高度警惕：高温持续后迅速遭遇台风或暴雨，灾害叠加效应会显著放大损失。

　　还有一些在特定区域本不常见的灾害开始出现。例如湖北近期发生龙卷风并造成人员死亡，而湖北以往极少出现此类天气。如今华中地区也出现了强龙卷，东北、华南亦有类似报告。这表明，在气候变暖的新背景下，天气气候特征正从强度、频次、落区等多个维度发生系统性变迁，既往经验恐不足以应对新形势，防御方案需考虑得更为周全和完备。

　　气象灾害防御是全社会系统工程

　　《21世纪》：当前我国正推进高质量发展，新型基础设施、新能源基地、低空经济等领域快速发展，经济社会运行越来越依赖气象保障。这些变化对我国气象灾害防御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未来应重点提升哪些能力？

　　许小峰：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2030年）》，提出要提升全社会气象灾害综合防御能力。灾害防御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气象部门无法完成。气象部门可以提供天气气候变化的预报和预警信息，但将预警转化为实际防御效果，需要全社会各环节的协同配合。

　　以广西暴雨、台风为例，台风和暴雨每年都会出现，但其具体落区和当地防御能力才是决定灾害后果的关键。水利部门管理的水库调度是否到位，应急、城市建设、乡村管理等相关部门是否及时响应，都直接影响最终损失。气象部门应力求提高预报准确率，但若其他环节未能有效联动，灾害依然难以避免。

　　因此，防灾减灾绝非单一部门的职责，而需社会统筹推进，包括媒体宣传、知识普及、防灾减灾教育等，均属于综合性议题。只有多方合力，才可能达成最优防御效果。

　　《21世纪》：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并重。对于我国而言，未来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方面，应如何增强气候适应能力，提高经济社会韧性？哪些领域最需要提前布局？

　　许小峰：早期各方关注重点主要放在减排上，我国提出了“双碳”目标——碳达峰与碳中和，并持续付诸行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应是可达成的。但气候问题是全球性挑战，唯有所有国家共同采取有效措施，才可能实现温控目标。

　　从实际观测看，温室气体增量仍在持续攀升，全球增温趋势尚未扭转。《巴黎协定》自2015年签署以来已近十年，全球排放并未实质性下降，气温亦未回落。在此背景下，1.5℃和2℃的温控目标在近期内实现难度极大，甚至有科学家认为已基本不可行。

　　既然如此，适应问题的紧迫性便愈加凸显。人类仍需生存，社会仍需发展，这就离不开气候适应。但适应的难点在于，它不像减排那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适应如何衡量？标准何在？在去年于巴西举行的COP30大会上，国际社会专门讨论了适应议题，并正式提出59项指标。此前各国从建筑、交通、能源、农业、文化等不同行业和维度提出了上千乃至上万项指标，最终凝练为59项，涵盖预警能力建设、城市韧性、防灾减灾设施、健康应对等多个方面。但这些指标仍需进一步量化和可操作化，国际国内均在研究推进之中，目前可能仍处于初期阶段。

　　降雨带北移将对农业、生态产生深远影响；高温热浪和干旱格局的变化，使得部分地区适宜发展新能源，另一些地区则不具备条件。我国东部雨量充沛、云量较大，而西部干旱、风能资源丰富，更适合布局新能源设施——这些均需依据气候条件和气候变化规律来统筹规划。

　　大健康、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均与气象条件高度关联。新的发展规划若不考虑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因素，必然面临重大风险。产业布局的气候适配性，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隐性经济损失不容忽视

　　《21世纪》：应如何理解极端天气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影响？我们是否需要把极端天气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灾害，上升到影响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风险变量来认识？哪些行业受影响最大？

　　许小峰：国际上早已开展相关统计与评估工作，每年灾害损失均需核算。但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非全是负面的——温度升高后寒潮和霜冻减少，对农业也可能产生正面效应；不同地域的影响差异显著，南方、北方、城市、小岛屿国家各有不同，需要一个综合性评估体系。气候变化对生态、农业、人体健康、经济发展均有综合影响。

　　算“经济账”还需考虑产业结构调整。以新能源发展为例，光伏、风电等均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新能源产业的扩张会对传统能源形成冲击。因此，这笔账既要权衡生态环境效益，也要兼顾经济效益，还需平衡不同行业间的竞争关系，最终得出综合性结论至关重要。

　　《21世纪》：哪些经济损失容易被忽视？如何将气候风险纳入经济决策？

　　许小峰：每次极端天气事件发生后，最直观的损失是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等直接损害。但灾害的影响实则是一个完整链条，部分层面的损失容易被忽略。以高温热浪为例，直接因高温死亡的人数每年有成百上千，但整体升温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超额死亡。欧洲相关信息披露较为完善，每年均有分析，近年来高温热浪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每年达数万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去年发表评论称，全球极端高温形势下，每年超额死亡人数约为50万人——任何单一自然灾害都难以达到这一量级。

　　农业方面，东北地区温度升高可能有利于作物生长，但暖冬会导致害虫虫卵无法被冻死，反而增加病虫害风险。“旱涝急转”同样对农业不利。以北京近期天气为例，华北地区偏凉，公众体感舒适，但对农业生产而言，该热时不热、收割期遇雨，均会造成损失。因此，需要进行系统性量化分析，而非仅凭单一方面做出判断。

　　《21世纪》：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气象预警体系，未来应如何进一步提升预警信息的有效性，实现从“提前知道”到“有效防御”，真正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气象预警与应急、交通、能源、电力等部门如何联动？

　　许小峰：从国家层面看，我国已成立应急管理部，建立了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等协调机制，各省亦建立了相应综合协调体系，跨部门协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理解深度和应对链条各环节的有效衔接，仍然存在问题。

　　从监测预警角度，预报的准确率和及时性是各方共同期望，但客观上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精确。面对这种不确定性，需要采取“递进式预报和服务”模式，不断修正和动态调整。例如近期台风初期预报强度较大，随后有所减弱，应对措施也需随之灵活调整。

　　同时，应对措施的落实主体多元——农业、水利、交通、能源、电力、旅游、教育等部门，均需针对天气气候预警建立全方位的响应机制。在灾害应对意识和措施有效性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有些灾害不可避免，但有些通过努力完全可以避免。

　　以湖北龙卷风为例，气象部门发布了红色预警，但部分公众未能及时响应。这可能有双重原因：一是预警信号发布不够精准、及时，未能使公众有效采取应对措施；二是部分公众对预警严肃性的认知不足。只要有预警发布，就应当采取相应行动。一方面要尽可能提高预报准确率，另一方面，即便存在不确定性，该落实的防范措施仍需执行。防范了而灾害未至，会产生一定成本；但若未防范而灾害来袭，则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从个人层面需增强风险意识，从管理层面需强化组织与引导，确保预警信息最终转化为有效的防御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