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为期两天的联合国首届人工智能（AI）治理全球对话在瑞士日内瓦开幕；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论坛、国际电信联盟主办的“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也于同期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与会者，共同探讨安全、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在会场里坐上半天，焦虑感更甚。青少年沉迷问题、社会财富与全球权力格局两极分化的问题……各国专家轮番发言，忧心忡忡。很明显，随着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一骑绝尘，包括欧洲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怀有一种颇为复杂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的背后，更有绕不开的追问：明明已经看到问题，为什么真正能落地的治理办法却那么少？

　　对话的主题聚焦治理，但令不少专家真正难以释怀的，是美国先进大模型“说封就封”，而且过去限制对象还只是少数国家，如今则开始呈现出“除美国用户之外均难以使用”的迹象。欧洲同行尤感“受伤”，直言美国大模型“太不安全”。这里的“不安全”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个人信息层面的不安全；二是使用门槛、准入资格层面的不安全——今天尚可使用，明日便可能被拒之门外。对把人工智能视作基础设施的国家而言，这种随时可能“被断供”的处境，比技术落差更令人不安。

　　如果说“用不上别国模型”尚属“表层的烦恼”，那么更深的忧虑，则来自技术与权力的日益捆绑。会后有专家把话说得颇重，称要警惕“技术法西斯”。他们所担心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技术加速主义，是科技巨头与国家权力越发紧密地结合。在这些人看来，人工智能已不只是产业问题，而是规模空前的利益集团正在形成，且传统治理工具在它面前显得力不从心。面对这样的局面，如何构建有效的约束机制，成了许多与会者反复叩问的议题。

　　于是，一个颇为“拧巴”的悖论浮现出来：各方一边呼吁以治理框架约束人工智能；一边又谁也不敢真正停下脚步——不想卷，却又不得不卷。

　　这些治理议题所指向的危机是否真实存在？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可问题在于，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奋战在技术一线的公司，都不敢在这场竞赛中松一口气。而且，治理的对象究竟是谁？治理的机制又该如何设计、如何落到实处？对于这些看似基础的问题，会上并没有讨论出清晰的答案。

　　真正的难题，恐怕不在于“要不要治理”，而在于发展与安全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如何兼顾。如今，人工智能创造的巨大财富仍主要握在少数群体之手，如何让这份红利在飞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惠及社会大众，才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治理考题。会场上，不少与会者也发出了相近的呼吁：应在建立信任、保障公平以及推动人工智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上，采取更紧迫的行动。

　　这几天最耐人寻味的反差，出现在会场之外。

　　在“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的产业展厅，画风骤然一变。展馆约四分之一的面积被中国展商占据，三大通信运营商与小鹏、阿里等企业同台亮相，俨然成为全场人气最旺的展区。一辆小鹏汽车前排起了等候试驾的队伍，好奇的外国观众围了一圈又一圈；那款会发出喵喵叫声、能自然摆动身体的AI陪伴机器宠物，则被不少观众抱在怀中，舍不得放下。

　　会场外的普通人，情绪也没那么复杂。当天我们从住处赶往会场，坐上一名当地司机的车。听说我们来自中国，这名司机便主动谈起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印象，言语间满是看好，认为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欧洲若不奋起直追，差距恐怕只会越拉越大。

　　会场内，专家们讨论的是宏大的全球治理；展厅中，民众关切的是朴素的具体问题——这一上一下之间，恰恰印证了一个道理：只要需求足够真实、足够迫切，技术与产品自会想方设法去匹配它、回应它。普通人未必愿意在辩论中久久停留，他们更在意的，是技术究竟能为柴米油盐带来什么。

　　当然，人工智能治理是多重因素叠加的难题，绝非一蹴而就。全球治理的框架应当搭建，安全的底线必须守住，这些都毋庸置疑。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最新体现。

　　从中国的视角看，我们不仅愿意做路径的探索者、方案的提供者，更愿意做务实的行动派：与其在焦虑中反复空转，不如让技术真正落到实处，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动国际合作，让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的人。

　　治理与发展，本不该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也许三五年后再回望此刻，日内瓦会场上那些紧皱的眉头会舒展一些。而到那时，会场里争论过的那些问题，或许已经在一件件产品、一项项技术突破、一次次务实合作中，悄然找到了部分答案，那才是更值得期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