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世界，但世界还没有准备好共同治理人工智能。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他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必须共同回答的四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这四问，实际上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核心矛盾全部摆了出来。人工智能不只是技术效率问题，也是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不只是产业竞争问题，也是安全秩序问题；不只是伦理原则问题，更是治理能力问题；不只是少数先进国家如何继续领先的问题，更是全球南方能否共同进入智能时代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在上海应运而生。从2025年7月中国提出倡议，到2026年7月16日29个国家签署成立协定，一项中国主张用一年时间转化为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这不只是上海新增了一个国际组织总部，也不只是人工智能领域多了一个交流平台。它更像是全球治理体系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作出的一次制度回应：当人工智能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人类生活的全球性变量，相关规则就不能只在少数技术强国的小圈子里形成，更不能由技术领先者定义规则、而由后来者被动接受结果。人工智能的治理，应该从“谁更先进”走向“谁都不能被排除在外”。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所言：“将塑造人类未来的技术，必须由全人类共同塑造。它不能由少数国家或少数公司来治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关于人工智能的篇幅并不长，但指向非常清楚：中国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支持联合国发挥主渠道作用，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还强调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风险防范，主张确保有关武器系统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防止人工智能军备竞赛。

　　这段表述把发展、安全和公平放进了同一个框架。它意味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不能只问“怎样防止坏事发生”，还必须问“怎样让好事真正发生”。不能只讨论失控、滥用和伦理风险，也要关注不同国家能否公平获得智能时代的发展机会。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最紧迫的问题未必是通用人工智能何时到来，而是能不能用人工智能改进农业、医疗、教育、防灾和公共服务，能不能让本国的企业、青年和社会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拥有位置。

　　过去，国际社会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并不缺少原则。安全、可信、透明、公平、隐私保护、反歧视、可解释，这些词汇已经反复出现在各种国际文件、行业准则和企业承诺中。真正稀缺的，是把这些原则转化为治理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制度安排。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认同规则，而在于有没有基础设施、专业人才、技术工具和产业生态去落实规则、参与创新。没有能力建设的治理，只会变成少数国家的规则优势。没有发展导向的安全，只会让落后者更加落后。

　　正因如此，主旨讲话中的三项具体举措尤其值得重视。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这三项安排分别对应人才、平台和场景。培训名额解决的是“有没有人会用、会建、会治理”的问题；应用合作中心解决的是不同地区能否形成长期合作载体的问题；“妈祖”方案则说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不能停留在峰会和声明中，而要进入气象预警、防灾减灾这样的真实场景。国际公共产品不是一句抽象口号，它应当表现为能够共享的知识、能够运转的平台和能够改善民生的解决方案。只有当人工智能帮助更多国家提升防灾减灾、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智能向善”才不是概念，而是行动。

　　这也决定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价值，不在于再增加一个论坛，而在于完成三个关键转化。

　　首先，是把原则共识转化为协调机制。人工智能跨越国界，算法风险、数据流动、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和军事应用，都无法由一个国家独自处理。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意义，在于为不同国家提供持续对话和规则协调的平台，并与联合国主渠道相互衔接，避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走向碎片化、阵营化和排他化。

　　其次，是把技术能力转化为公共产品。人工智能目前仍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企业。如果领先者只是出售产品、输出平台，后来者就可能长期停留在消费端。真正的普惠不是让更多国家成为用户，而是帮助它们逐步形成应用、创新和治理能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能否取得公信力，最终要看它能否提供真实可用的能力建设项目，让参与者看到合作带来的实际收益。

　　再次，是把发展诉求转化为治理议题。过去谈全球科技治理，安全问题往往处于中心，发展问题则容易被视为附属议题。中国方案的重要特点，是把弥合智能鸿沟、帮助全球南方提升能力放进治理体系的核心位置。因为人工智能造成的最大风险，不一定只是机器失控，也可能是发展机会再次高度集中，旧有的南北差距被新技术进一步固化。

　　上海在其中承担的角色，也不只是提供一处总部地址。这座城市有较完整的人工智能产业链，有开放型经济传统，有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集聚优势，也有制度创新的试验土壤。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户上海，意味着上海要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的接口城市。一端连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和产业链能力，另一端连接全球南方的发展需求、国际标准体系和多边治理议程。

　　对中国其他城市来说，这也不是一则遥远的外交新闻。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看似宏大，落到实处，仍然要靠产业、数据、场景和人才支撑。谁能提供高质量数据集，谁能开放安全可信的应用场景，谁能形成可验证的治理案例，谁就能参与未来规则的事实塑造。城市不是全球治理的旁观者。智慧城市、公共服务、交通治理、医疗健康、产业智能化、数据要素市场，都是人工智能全球合作可以落地的场景。

　　当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面临的挑战不会小。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嵌入大国竞争。芯片管制、模型封锁、数据跨境、技术标准、开源安全、军事应用，任何一个议题都高度敏感。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价值偏好、产业利益和安全关切并不一致。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合作机制，不能靠一厢情愿，更不能靠口号推进。它需要足够开放的议程设置，足够透明的运行机制，足够务实的项目牵引，也需要与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形成衔接，而不是另起炉灶、自成体系。

　　更重要的是，它要让不同国家都看到加入的实际价值。对发达国家而言，它应当是风险沟通、标准协调、产业合作的平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应当是能力建设、技术可及、场景赋能的平台。对企业而言，它应当是合规交流、开源协作、市场对接的平台。对研究机构和公众而言，它应当是知识共享、伦理讨论和社会参与的平台。

　　今天谈全球治理，不能只谈秩序如何维持，也要谈未来如何分配。智能时代最大的分配，不只是财富分配，也包括能力分配、机会分配和话语权分配。谁能学习人工智能，谁能使用人工智能，谁能治理人工智能，谁能从人工智能中受益，这些问题加在一起，就是智能时代新的全球治理命题。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的真正意义，不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组织，而是提出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合作方向：让人工智能从少数人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更多国家的发展能力；从市场竞争的工具，转化为全球合作的桥梁；从不确定的风险源，转化为可治理、可共享、可普惠的公共产品。

　　这条路不会平坦，但值得走。人工智能越强大，人类越需要合作。技术越向前，治理越不能落后。未来的人工智能，不应只回答“谁最强”，还应回答“谁受益”。这也许正是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最值得期待的地方。

　　（作者胡逸为数据工作者，著有《未来可期：与人工智能同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