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第一段平行投档分数线。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分数线为662分（位次7155名），在浙江省内高校中仅次于浙江大学（最低投档线665分），超越众多国内一流大学。

　　这是一所本科招生刚满一年的新型研究型大学。2025年，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招收首届本科生，仅招74人，生源质量已进入国内部分“985”高校的录取区间；今年，学校本科招生人数增加为130人。

　　一所办学历史尚短的新大学，凭什么吸引高分考生？

　　今年6月，当不少高校的大一学生准备迎接暑假时，东方理工首届本科生已进入吉利汽车、公牛集团、江丰电子、睿晶半导体等企业开展实训。他们像真正的求职者一样投简历、参加面试，随后进入研发和生产现场，参与为期8周的带薪实训。

　　近年来，长三角产业升级加快，企业对工程人才的要求不断变化，高校与产业之间的边界也在被重新调整。合肥工业大学与小米集团开展“小米工程师训练营”，将企业项目和工程训练引入人才培养；上海电机学院组织学生以“准工程师”身份进入企业驻场，在真实工程项目中完成学习；苏州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则通过“集萃行本”实验班，将多次企业实践分散到本科四年。

　　虽然各高校之间的办学定位有所区别，但把大学课堂直接搬到产业一线，这些学校都希望回答一个问题：在人工智能加速重塑知识生产和产业流程的今天，大学本科教育究竟应当如何连接真实世界？

大一学生能干啥

　　企业为什么愿意接收一群几乎没有专业基础的大一学生？

　　让学生提前接触社会、了解职业，远不只是联系几家企业、安排一批岗位那么简单。难题来自周遭环境的传统观念。

　　对企业而言，大一学生尚未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集成电路还没学过，芯片设计尚无概念，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领域的工作流程也比较陌生。企业接收他们，不仅难以期待短期产出，还要付出导师带教、岗位协调和管理成本，并承担生产安全、信息保密乃至商业秘密泄露等风险。“时间是成本，资金是成本，安全和商业秘密的不确定性也是成本。”此次接收实训学生的企业之一酶赛生物公司副总裁章钊说。

　　更现实的问题是，许多企业并不缺普通实习生。学校最初与企业接洽时，对方习惯于把这个项目理解为暑期实习，一些企业客气拒绝：“很多高校都在做实习，能不能换一个时间？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接待。”也有企业表示，不太愿意接收本科低年级学生，只需要硕士生和博士生。

　　“这没有对错，只是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自身定位不同。”东方理工校长助理兼教学工作部部长谭忠超说。

　　最终，33家企业进入项目名单。往更长远看，暑期实训只是校企合作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企业看重学校与企业日后的合作发展，放在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校企合作中衡量。

　　“情怀不能当饭吃。”章钊直言，企业作出选择，最终仍要回到效率和长期收益。

　　在接收学生之前，东方理工与酶赛生物已经共建联合实验室，并在技术评审、科研项目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展开合作。作为一家技术驱动型企业，酶赛生物约有一半员工从事研发工作。企业要持续迭代技术，不可能仅靠自身研发团队，必须与拥有高水平人才、设备和科研能力的高校、科研院所保持联系。

　　东方理工吸引企业的，还有背后的成果转化机制。章钊尤其看重学校的灵活性和效率：“人才密集、机制灵活、效率高，这是企业选择合作伙伴时非常务实的考虑。”

　　实训学生也可能成为连接校企双方的纽带。一名学生进入企业后，会把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带回学校，与导师和同学交流；企业则可能由此接触到原本难以对接的学术资源。在吉利汽车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实训期间，东方理工学生梁宇轩曾承担行业前沿技术的科研情报工具的搭建工作。他将初步成果带回学校向导师请教，又把行业专家的意见反馈给企业。

　　吉利汽车集团AI解决方案高级经理黄铭钢坦言，这是非常有开创性的尝试。

　　此外，实训还是一场提前数年的“人才储备”。宁波元芯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晁说，宁波高端制造业长期面临人才短缺问题。企业通过实训与东方理工及其学生提前建立连接，未来吸纳优质毕业生的机会也会更大。

　　章钊则把学生称为企业最真实的“活广告”。如果学生在企业获得成长，他们返校后的亲身讲述，比企业参加招聘会、技术交流会时进行自我推介更有说服力。

　　正如谭忠超所说，不同企业有不同诉求，学校要做的是找到双方能够互利的连接点。

这不是实习

　　东方理工的教师在介绍项目时，偶尔会顺口说成“暑期实习”。每到这时，谭忠超都会纠正：“这不是实习。”

　　在他看来，传统实习通常发生在学生已经掌握一定专业知识之后，核心是把课堂所学运用到生产实践。东方理工的实训逻辑恰好相反：学生不是因为“已经学会”才进入企业，而是因为“尚未学会”，所以要到真实场景中发现自己需要学什么。

　　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岗位获得方式上。所有学生都必须自主申请岗位，准备简历，接受企业筛选和面试。有人同时拿到多个选择，也有人起初未能被任何一家企业录取。学校不会预先替每名学生安排好去向。

　　“第一次被筛选，本身就是这门课的一部分。”谭忠超说。曾有学生向他求助：“老师，我连简历都不会写，怎么找工作？”他的回答是：“这就是你通过这门课要学习的第一个能力。”

　　这种变化在学生进入企业后变得更加明显。在吉利汽车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梁宇轩第一次发现，“完成任务”不再是听老师讲课、课后按要求做题。面对企业提出的真实需求，他要和同学组成小组，召开会议、讨论方案、拆分任务并推动项目落地。“我们开始主动思考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等别人告诉我们做什么。”他说。

　　在元芯光电子科技实训的东方理工学生吴婉佳，则遭遇了知识储备不足带来的直接冲击。为了理解研发部门的项目，她必须阅读大量专业文献。起初，她甚至理不清相邻两句话之间的逻辑，只能借助人工智能工具辅助梳理。熬过最初的瓶颈期后，她逐渐掌握了阅读方法，理解速度也越来越快。

　　职场教育也发生在更细小的地方。学生第一次接触打卡、请假、站会和周报；第一次收到工资条，弄明白基本工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构成；第一次以自己的劳动所得为家人购买礼物。也有人离开企业宿舍在校外租房，结果受骗，随后学习如何正确解决问题。

　　伴随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能源等产业在长三角加速集聚，企业对工程人才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企业逐步参与课程设计、项目训练、过程指导乃至人才评价，产业实践也逐步被提前并反复嵌入本科教育全过程。

　　这些探索指向同一个变化：东方理工等长三角高校正在尝试把工程人才培养从线性的“先学后用”，转向理论与实践多轮交替的“边学边用、以用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