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和资源配置三大功能。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本质上是通过交易者的博弈行为，将分散的“信息”转化为统一的“价格”。若没有交易者参与，这个转化链条就断了，价格只是数字，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就难以落到实处。

　　交易者的作用

　　在期货市场发挥价格发现功能的过程中，交易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交易者带来“信息载体”。价格发现的核心是消化信息。套期保值者带来现货供求，投机者带来宏观预期，套利者带来跨市场价差。这些信息天然分散，唯有通过交易者的买卖指令，才能汇入竞价系统。若无人交易，信息无法编码形成价格，价格就失去了“信号”功能。

　　第二，交易者的分歧驱动价格校准。当多头看好政策支撑、空头担忧需求下滑时，双方的博弈会推动价格上下波动，直到某一方力量衰竭，价格才锚定在均衡点。若交易者观点一致或无人交易，价格将停滞，无法反映潜在风险。

　　第三，交易者提供必要的流动性。价格发现需要连续性和深度。投机者承担风险，为套保盘提供对手盘，确保大额订单能快速成交且不扭曲价格。缺乏流动性时，一笔小单就能造成价格巨震，这时的价格是“噪音”而非“信号”，价格发现功能随之失灵。

　　概括来说，交易者是信息的携带者、分歧的演绎者和流动性的提供者。三者缺一，价格发现便退化为静态估值，而非动态发现。

　　机构投资者占比逐渐提升

　　交易者在期货市场具有分散风险的特殊作用。与欧美市场相比，我国期货市场建立初期的交易者群体以散户为主，而欧美市场以机构为主。这一差异主要源于发展路径的不同，具体可从两个核心维度理解：

　　第一，合约设计降低了散户参与门槛。我国期货市场建立初期，为活跃市场，期货合约价值普遍较小，远低于发达国家。这符合当时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方便个人投资者进入，但也强化了散户主导格局。

　　第二，电子化交易提供了技术便利。我国期货市场建立初期，为规避传统公开喊价的管理难题，直接应用了先进的电子化交易。这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便利性，客观上为散户广泛参与创造了技术条件。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期货市场经历了长时间公开喊价的场内交易阶段，机构主导格局在其实施电子化交易之前就已确立。

　　我国期货市场这种以散户为主的结构是特定时期的产物，虽带来了较高的活跃度，但也导致市场波动较大。随着我国期货市场开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机构投资者占比稳步提升。

　　2025年8月1日起施行的《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通过严监管“挤水分”。对于期货公司利用居间人开发客户，《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大幅提高了合作门槛，并强化了“零容忍”的合规要求。这加速了不合规居间人的出清，使得散户重要的引流渠道被规范，从源头提升了投资者专业门槛。

　　近年来，期货公司逐渐摆脱同质化的经纪业务，转向服务机构客户的风险管理等专业领域，其导向就是从经营层面推动行业主动拥抱机构资金，逐步取代原来以散户为交易主力的传统业务模式。

　　做市商难以替代机构实现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

　　交易所设计的做市商制度可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能否通过增加做市商以替代散户，从而完成价格发现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个问题触及了市场微观结构的核心。

　　做市商制度只能补充流动性，无法替代机构实现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原因有三点：

　　第一，信息源不同。做市商被动响应，机构主动挖掘。做市商的报价依据是已有订单流和库存，赚的是买卖价差，不赌方向。而机构（对冲基金、产业资本等）基于深度基本面研究，主动基于对未来供需的判断进行交易，他们的买卖指令承载着新信息，是推动价格变化的“第一推动力”。

　　第二，风险处理逻辑相反。做市商转嫁风险，机构承担风险。做市商是“风险中转站”——从A手中接盘，再转手卖给B，赚取服务费，自身不愿持有净头寸。当市场单边暴跌时，做市商会迅速缩窄报价或撤单自保。而机构是“风险最终承担者”，无论是套保者转移的现货风险，还是投机者主动承接的波动风险，都沉淀在机构账户中。没有这个“沉淀池”，风险就无法实现真正分散。

　　第三，价格发现深度依赖大单博弈。做市商提供的流动性多是浅层的，用于小额即时成交。而关键价格突破（如跌破关键成本线），需要机构间的大额资金激烈博弈。大单对冲才能击穿原有均衡价格，形成市场公认的新定价。这种力度和持续性，是做市商碎片化的双边报价无法实现的。

　　做市商是“水泵”，保证水流不断；而机构是“水库”，决定水位高低和流向。市场若只剩“水泵”而“水库”干涸，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的功能便无从谈起。

　　建议多方协同发力

　　围绕推动交易者群体从以散户为主向以机构为主转型，笔者建议，可以从四个维度协同发力：

　　监管层面，积极引导机构资金入市并降低机构交易成本。证监会应持续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举措落地，引导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加快参与国债、股指等金融期货市场。同时，联合财政部门完善国企及上市公司的套期会计、信息披露等配套规则，破除国企参与套保的制度障碍，降低实体企业入场门槛与合规成本。对于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在投资比例中倡导风险可控的衍生品对冲配置比例。

　　交易所层面，丰富品种供给，加强市场培育。建议期货交易所围绕国民经济重点产业链，持续推动绿色低碳等领域期货期权品种上市，为机构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同时，联合行业协会实施产业客户培育计划，针对上市公司高管开展套期会计、合规操作等定制化培训，消除企业“不敢用”“不会用”的顾虑。另外，对机构交易者的交易行为予以鼓励。

　　协会层面，建标准与树标杆并行。中国期货业协会可发挥自律与服务功能，推动建立期现结合业务的行业标准，引导机构合规展业。同时，征集并推广实体企业利用衍生品实现稳健经营的优秀案例，通过榜样的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产业客户入市。

　　期货经营机构层面，转变业务模式与提高服务能力并重。期货公司应摆脱单一的通道业务，向“风险管理服务商”转型，通过基差贸易、含权贸易等场外业务深度嵌入企业供应链，利用专业能力帮助客户实现从投机向锁定利润的认知升级，真正成为机构投资者参与市场的专业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