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体内基因编辑公司Tessera Therapeutics的一纸公告，宣告了罗万里（Joseph Romanelli）长达三十年的默沙东生涯正式落幕。

　　这位曾将默沙东中国市场从排名第七推至第二的“中国操盘手”，将执掌Tessera帅印，推动“基因写作”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

　　罗万里的离开，远非一次普通的人事变动。在默沙东中国区营收从2023年67.1亿美元巅峰骤降至2025年18.16亿美元的背景下，这位曾一手缔造默沙东中国黄金时代的核心人物的离场，恰逢跨国药企在华格局深度重构、基因编辑赛道从技术验证迈向商业化的历史节点。

　　它折射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职业选择，更是一场关于产业方向、市场重心与人才流向的范式转移。

　　而对于仍在观望的跨国药企而言，信号已经足够清晰：要么深度本土化，要么拥抱新技术，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站在原地，恐怕只能看着潮水退去。

　　从第七到第二的“中国速度”

　　2016年，罗万里常驻上海出任默沙东中国总裁时，摆在他面前的并非一片坦途。彼时默沙东在华跨国药企排名仅列第七，远逊于阿斯利康、罗氏等老牌劲旅。

　　罗万里的破局之道，归结起来是“产品导入”与“市场深耕”的双轮驱动。他全面执掌默沙东在华全业务板块，管理5000余名员工，主导K药（Keytruda）、九价HPV疫苗佳达修（Gardasil）等二十余款重磅创新药品在中国的申报、上市与商业化推广。其中，九价HPV疫苗在华批签发量年增长率从2018年到2023年基本保持在50%以上。

　　这套组合拳效果显著。任职期间，默沙东中国营收规模大幅攀升，在华跨国药企排名从第7位跃升至第2位，中国市场一跃成为默沙东全球第二大营收来源。2019年，他获评健康中国论坛年度十大医药领军人物，成为外资药企深耕中国市场的代表性人物。

　　罗万里的方法论有着鲜明的“在地化”烙印。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曾公开表示：“我们希望中国患者和大众能够通过有效途径获得需要的创新药物，这是衡量我们成功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彼时，他敏锐捕捉到中国药品审批审评改革的制度红利，将默沙东的创新管线与中国市场的临床需求精准对接。

　　其实，罗万里的职业轨迹本身，就是过去五年中国医药产业变迁的微缩样本。

　　2021年7月，他短暂离开默沙东，出任本土生物药企箕星药业首席执行官。彼时，跨国药企高管“下海”本土创新药企一度成为风潮。然而这一趋势很快出现逆转，2022年4月，默沙东宣布罗万里将于8月回归，执掌人类健康国际业务，直接向CEO汇报。

　　“来来往往的人才交流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也是中国医药产业兴旺的一个表现。”有业内人士如此评价这一现象。

　　然而，2026年的这次离开，与四年前有着本质不同。2022年的回归是默沙东对这位中国业务功臣的“召回”，让其执掌250亿美元营收体量的海外板块。而2026年的离开，是在默沙东中国区业绩断崖式下跌之后的彻底告别。

　　从2023年的67.1亿美元到2025年的18.16亿美元，缩水超过三分之二。核心品种HPV疫苗佳达修2025年全球销售额下滑39%，中国需求下降是主因。2025年，默沙东甚至暂停向中国供应HPV疫苗。

　　罗万里离任之际，默沙东中国已从昔日的“增长引擎”变为“失血点”。这或许是这位职业经理人最终选择彻底转身的深层背景——他所擅长的“重磅产品驱动中国市场增长”的模式，正在遭遇结构性挑战。

　　为何是基因编辑？

　　罗万里的新东家Tessera Therapeutics，是全球体内基因编辑赛道的核心玩家之一。其首款体内基因编辑候选药物TSRA-196已进入临床阶段，由Tessera与再生元联合开发，用于治疗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

　　此外，公司还布局了针对镰状细胞贫血的候选药物，以及面向肿瘤、自身免疫疾病的体内CAR-T基因编辑疗法。盖茨基金会已承诺最高5000万美元投资，用于开发可全球普及的镰状细胞贫血体内基因编辑疗法。

　　此次，罗万里以“CEO合伙人”身份加入Tessera的创立者Flagship Pioneering，这家以“风险创造”模式著称的生物平台创新企业，曾孵化出Moderna等明星公司。

　　从传统小分子、抗体药到基因编辑，从成熟市场到前沿赛道，罗万里的职业转向，折射出一个清晰的产业信号：基因编辑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技术验证走向商业化。

　　2026年，《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体内基因编辑的审评审批路径正在从无到有地建立。中国本土基因编辑公司如尧唐生物完成逾3亿元B轮融资，AccurEdit Therapeutics完成7500万美元A轮融资。

　　尧唐生物创始人兼CEO吴宇轩博士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我们这代人对基因编辑的信念是一步步‘做’出来的。很多基础实验都是我们自己亲手做的，从CRISPR最初的验证到今天体内编辑逐步走向临床，这个技术的每一寸进步我们都亲历过。”

　　不过，如今体内基因编辑想要走进常见病领域，一定会面临巨大挑战：安全性、伦理争议，以及来自资本市场和公众舆论的质疑。

　　但生物医药领域不是一个靠情绪或者主观判断的领域，而是一个必须用严谨的数据和持久的耐心去证明的长期主义赛道。“我们一方面通过扎实的临床数据证明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持续不断地优化和迭代工具及药物。”吴宇轩说。

　　当下，政策框架的完善与资本的涌入，正在将基因编辑推向产业化的临界点。

　　十字路口

　　一直以来，罗万里给业内人士的印象恰恰是那个能将技术转化为商业价值的人。他在默沙东证明了自己驾驭重磅产品从审批到商业化的全链条能力；在箕星药业验证了掌舵初创企业的灵活性；在人类健康国际总裁岗位上积累了全球75个市场的运营经验。

　　Tessera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能将“基因写作”技术平台转化为临床管线与商业产品的操盘手。

　　不过，也有券商医药行业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罗万里的离任，给仍在华深耕的跨国药企留下了三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第一，中国市场的“产品红利”正在消退。默沙东的遭遇绝非孤例。随着带量采购、医保谈判的深入推进，靠一两款重磅产品“躺赢”的时代已经结束。

　　数据显示，2025年，7家披露中国区业绩的跨国药企合计收入241亿美元，较2023年的261.74亿美元明显萎缩。中国市场正在从“确定性增长引擎”转变为“更依赖产品竞争力与本土化能力的结构性市场”。

　　第二，本土化不是口号，而是系统工程。 罗万里的成功，建立在深度理解中国监管环境、市场需求和商业生态的基础上。

　　今年1月，阿斯利康宣布，计划于2030年前在中国投资逾1000亿元人民币（150亿美元），以扩大在药品生产与研发领域的布局。通过这些投资，阿斯利康在中国的员工规模将超过2万人，并在整个医疗健康生态系统中创造数千个新增岗位。

　　这背后隐藏着的现实是，跨国药企需要融入中国本土创新生态，而那些将中国视为“销售市场”而非“战略市场”的药企，正在被加速边缘化。

　　第三，人才流向是产业风向标。 从跨国药企到本土创新药企，再从前沿技术公司到跨国巨头，人才的流向从来不是随机的。

　　罗万里最终选择基因编辑赛道，某种意义上是在为整个行业“投票”：下一代重磅药物，可能不再来自传统药化路径，而是来自基因编辑、细胞治疗等新兴技术平台。

　　罗万里的离任，是一个时代的句号，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冒号。

　　他在默沙东中国的七年，是跨国药企借助中国市场红利实现高速增长的黄金年代的缩影。而他的离开，发生在那个黄金年代落幕之后——当HPV疫苗的批签发量断崖式下降，当中国市场从“增量市场”变为“存量博弈”的战场。

　　选择Tessera，意味着罗万里将赌注押在了下一代疗法之上。基因编辑能否复刻PD-1或HPV疫苗的商业神话，尚需时间验证。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当像罗万里这样级别的行业老兵选择离开传统赛道、投身前沿技术时，这本身就是对产业未来方向最有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