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针对所有国家征收的10%临时普遍关税24日正式到期。

　　乍看之下，这是美国关税政策的一次退潮。事实上，旧关税刚走，一批换了法律依据的新关税已排队进场。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大规模征税属越权违法。此后，白宫设法寻找更具合规外衣的传统贸易工具，为关税政策“续命”。

　　301条款、232条款，甚至近百年来从未使用过的338条款，都被重新翻了出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

　　22日，美国已率先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约70亿美元出口额。理由是巴西在数字贸易、关税、知识产权、乙醇供应和森林砍伐方面的政策，对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

　　20日，特朗普政府援引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以加拿大存在“歧视性做法”为由，宣布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该条款于1930年出台，近百年来首次被用于实际加征关税。

　　与此同时，以“国家安全”为名的《1962年贸易扩展法》232条款也在不断扩围，目前已覆盖钢铁、铝、半导体、汽车、铜等战略行业。

　　法条换了，征税的逻辑没变；更重要的是，最终掏钱的人没变。

　　这里补充一个基本常识：关税并不是外国企业直接把钱交给美国政府。

　　一批商品进入美国时，首先缴纳关税的是美国进口商。进口商当然不会心甘情愿吞下全部成本，它们通常只有几种选择：要求海外供应商降价、压缩自己的利润，或者把成本继续转给下游企业和消费者。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月发布的研究显示，美国政府2025年加征关税所产生的额外成本中约有90%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

　　也就是说，白宫口中的“让外国支付代价”，落到现实中，却变成了美国企业的成本和普通家庭的购物小票。

　　这轮关税最先影响哪些商品？

　　不妨先看汽车。

　　一辆汽车，几乎可以被看作钢铁、铝、铜、半导体和各种零部件组成的移动集合体，而这些恰恰都是美国232条款不断加码的领域。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进口汽车被加税，美国本土生产的汽车就能从中受益。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即便整车在美国组装，其钢材、铝材、线束、芯片、电子控制系统和其他零部件，也不可能全部来自美国本土。一种原材料涨价，影响的可能只是一块车门；但钢铁、铝、铜和芯片同时涨价，成本就会顺着整条供应链往下传。

　　消费者看到的可能只是一款车“没以前划算了”，但背后其实是一连串关税成本的累积。

　　这引起美国六大汽车行业组织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信件说，对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将会扰乱全球汽车供应链并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汽车售价上涨、销量下降，并让汽车售后服务和维修变得更加昂贵和不可预测。

　　家电产业同样很难置身事外。

　　以空调为例，铜不仅用于连接管道，也广泛存在于压缩机和电机系统中。进口成本上升后，压力会先落到制造商和安装企业身上，随后再传递到零售价格、安装费用和维修报价中。

　　一项关税当然不会让一台空调直接涨价50%。但原材料涨一点、零部件涨一点、运输和库存成本再涨一点，叠加起来，就可能让原本依靠促销维持的低价商品逐渐减少。

　　装修市场也面临类似情况。

　　钢材影响门窗、支架和建筑结构，铝材用于型材和家居部件，铜则大量进入电线、水管和电气设备。关税推高这些基础材料的价格后，建材商、施工方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都要重新计算成本。

　　这些成本最终可能表现为装修套餐涨价、部分材料降级，或者开发商进一步压缩利润和开工计划。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政府关系执行副总裁大卫·弗伦奇表示，更高的关税导致美国家庭的负担更重。“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来说，更多的关税意味着更多的焦虑和不确定性。虽然华盛顿的领导人可能不关心价格上涨，但努力工作的美国家庭关心。”

　　特朗普及其政府在各类公开场合反复强调，关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缩小贸易逆差、保护美国工业。

　　但从结果看，这两项目标都没有轻易实现。

　　2025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1.24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1%；2026年5月单月逆差更上升至1065亿美元，仍处于较高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对中新经纬表示，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并不在关税工具能触及的层面。

　　刘英指出，“美国储蓄率长期低于投资率，必须通过经常账户赤字来弥补差额。关税或许能改变美国从哪个国家进口，却很难改变美国整体需要进口多少。”

　　此外，制造业回流也不是简单加一道关税就能完成。

　　建工厂需要土地和基础设施，扩大生产需要熟练工人，提升竞争力还需要研发、融资和稳定的产业配套。关税能够暂时抬高进口商品的门槛，却不能自动补上美国制造业多年形成的成本和供应链短板。

　　如果这些条件没有改善，关税保护的结果可能不是本土企业迅速变强，而是所有企业都在更高的成本环境中经营。

　　刘英将美国当前的关税政策概括为“不可能三角”：想保护国内产业，又想减少贸易逆差，同时还不想加重消费者和企业负担，三者无法兼得。

　　关税法条可以不断更换，成本却不会凭空消失。它会沿着进口商、制造商、零售商一路传递，最后落到汽车售价、家电账单、装修费用以及企业利润表上。

　　“换个法条，本质上是换个方式给自己加税，影响自己人的钱袋子。”刘英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