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证监局发布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6〕99号，对珠海横琴晖鸿创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原因是该公司在开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业务过程中，存在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的民间借贷业务行为。

　　这一处罚并非孤例，而是今年以来私募基金行业监管持续趋严的一个缩影。在管理规模突破23万亿元的行业背景下，如何守住专业化经营的底线，成为摆在私募机构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越界”经营触碰监管红线

　　根据广东证监局披露的信息，晖鸿创富在私募基金管理业务之外从事民间借贷业务，违反了《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九项的规定。广东证监局要求晖鸿创富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私募“越界”现象并不鲜见。2026年1月，深圳证监局对深圳市前海特益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认定其存在“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无关业务”等违规行为；7月，重庆证监局对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采取警示函措施，因其存在“将私募基金财产用于资金拆借”等违规行为。

　　针对私募“越界”动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部分机构或因投研能力弱、募资困难，为维系生存而“饮鸩止渴”，利用私募牌照便利性，以基金之名行高息借贷之实，实则规避监管、放大风险。

　　格上基金研究员毕梦姌表示，私募基金涉足民间借贷这类行为容易引发利益输送风险。管理人同时运营资产管理业务与民间借贷业务，管理人会优先把资金投向自身借贷项目，忽视私募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损害基金持有人的投资选择权。另外，民间借贷缺少标准化风控体系，借款人违约概率较高，且管理人一般不会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业务，投资者难以做出合理判断。

　　行业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晖鸿创富被警示的背后，是私募基金监管“严进严管、扶优限劣”的体现。

　　202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务院办公厅首次针对私募基金行业颁布的纲领性监管顶层文件，文件以“扶优限劣、去伪存真”为内核，覆盖从准入到退出的全链条监管。

　　毕梦姌表示，监管层面现阶段已经形成清晰、明确的底线态度。私募基金管理人兼营民间借贷属于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冲突业务，现行规定直接划定红线，不允许管理人直接或者间接从事民间借贷业务。近期国务院办公厅相关指导文件也再次重申，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偏离主业的行为。

　　监管对私募基金的穿透式审查和处罚力度正在全面升级。2026年6月，深圳证监局对深圳前海玖瀛资产、深圳市前海腾创投及相关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罚，罚没金额达5800余万元，对实际控制人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同月，北京证监局对北京陶朱资本及其责任人采取警示函措施，认定其存在“未恪尽职守、违规承诺收益、内部控制与人员管理严重缺失”等多项违规。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行业出清在加速：截至2026年6月末，存续私募基金管理人为18662家，较年初减少501家；而同期管理基金规模从22.44万亿元攀升至23.66万亿元，呈现“机构数量降、管理规模升”的明显分化。

　　业内人士表示，这种分化恰恰说明监管“扶优限劣”的成效正在显现。在A股市场结构性行情持续的背景下，具备持续业绩回报能力、合规运营的优质机构更易获得市场资金认可，而合规意识淡薄、专业能力不足的机构则加速被淘汰。

　　坚守合规深耕主业

　　严监管背景下，多位受访人士认为，私募基金的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坚守专业化经营原则。

　　毕梦姌指出，未来监管趋势将聚焦于：一是准入环节把关持续收紧，从源头阻止存在类信贷业务背景的主体进入行业。二是完善非现场监测指标，重点监控管理人非管理费收入占比、大额资金对外出借等异常信号，实现违规行为早识别、早处置。三是持续督促存量管理人清理冲突业务，持续压缩“一边管理私募基金、一边经营民间借贷”的机构数量。四是追责更加细化，提高违规主体的违法成本。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未来，随着分类监管、差异化检查的落地，合规记录良好的管理人将在检查频次、产品备案等方面获得便利，而问题机构则面临更密集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