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市早苗政府7月24日正式决定设立“国家情报局”并计划于31日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这是日本二战后情报体制的重大变化，其意在整合和强化情报力量，实质上却是在打造服务于军事扩张的“新战前情报体系”，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高市政府无视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正义呼声，在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扩张的道路上不断迈出危险步伐。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连日来许多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对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抗议。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使舆论联想到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

　　根据此前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日本正在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据日媒报道，此次高市政府以“防范外国间谍渗透”为借口强行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将构建起覆盖全体国民的全天候监控体系。这套体系通过跨省厅数据整合，将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政治表达、反战活动全部纳入监控范围，未来会因民主监督机制的缺位，埋下系统性侵害人权的隐患。

　　在日本国内，情报体系强化引发各界对“特务统治”卷土重来的忧虑，使日本舆论联想到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来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现行法案未明确写明情报活动的运作细则，令人担忧其将侵害思想、信仰和隐私。

　　日本《朝日新闻》评论说，高市首相并未明确否定“普通公民仅因参加反对游行就被列为调查对象”，民众对强化政府情报职能可能引发监控升级的担忧并未消除。

　　一名集会抗议人士不无担忧地表示，“国家情报局”与《间谍防止法》可能成为监视社会、镇压民众的法律工具，其终极目标是打造“平时严密监视、战时立即动员”的战争体制，让日本沦为参与和协助战争的国家。

　　日本媒体文化信息工会会议议长西村诚表示，“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的核心是“敌我划分”的战争思维，政府单方面定义谁是“敌人”，谁就会被打压。媒体从业者首当其冲，未来揭露政府丑闻的调查报道都可能被定性为“泄露国家秘密”，“我们工会的口号是‘绝不再为战争拿起笔’，这也是全体媒体人的底线”。

　　为权力滥用和政治打压留下制度空间

　　据日媒报道，与欧美国家普遍建立的议会情报监督体系不同，日本政府拒绝设立任何独立第三方监察机构，将情报搜集与使用的全部权力交由行政部门自行裁量，这为权力滥用和政治打压留下制度空间。批评人士认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最致命的制度漏洞，在于缺失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机制。情报机构权力集中、行为边界模糊，便可能出现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日本《每日新闻》评论称，该法案未纳入任何监督情报机构活动的制度。

　　日本社民党干事长、参议院议员拉沙尔石井表示，“国家情报局”将是缺乏监督的情报机构，最终只会沦为执政党的“打手”。

　　日本市民团体“停止大规模扩军行动”代表杉原浩司表示，这项法案毫无立法依据、没有配套监督机制、连监察范围都说不清楚，十分荒唐离谱。“我们要把反对声音越喊越大，通过集会等方式向议员施压，坚决抵制这项恶法”。

　　日本共产党参议员大门实纪史表示，岐阜县大垣市警察署非法搜集反对者信息、仙台市的自卫队情报保全队监控市民，两起案件均已被法院判决违法，但政府对此毫无反省，反而要通过立法将这类行为合法化。“国家情报局”将实现跨部门信息共享，警方、自卫队、数字厅的所有市民数据都会被集中管控，个人隐私将荡然无存。

　　日本立宪民主党松户市议员冈本裕子表示，政府以“这只是组织法”为由，拒绝在法案中写入任何个人信息保护条款，本质是赋予行政部门空白授权。“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数据滥用将变成全国性的制度性安排。

　　给亚太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并非孤立的立法举措，而意在复刻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管控体制，一步步撕毁“和平宪法”，将日本重新推向战争边缘。高市政府上台后，从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到派遣大规模战斗人员参加联合军演，从通过内阁决议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到此次设立“国家情报局”、升级情报系统，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环环相扣，严重冲击地区安全态势，给亚太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日本国会附近举行的多场抗议集会活动发起人、抗议活动执行委员会成员小川表示，高市政府正全力将军工产业培育成经济支柱。“国家情报局”及今后可能推出的“外国代理人法”“对外情报局”等，都是“再军事化”路线上的棋子。政府一边放任物价飞涨、民生艰难，一边疯狂扩军备战，这和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没有区别。

　　日本律师福山和人明确表明要求废止“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的立场，将该法案定性为“完全没有汲取二战战争教训的恶法”。他批评说，由首相、阁僚主导的制度设计存在政治异化的风险，有可能沦为打压异见的指挥中枢。

　　日本文艺评论家斋藤美奈子批评说，高市政府正在打造“平时监控、战时动员”的战争体制预备机制，相关制度与战前《治安维持法》存在历史延续性，这类极具暴力性的法律或为推动战争打下基础，“必须坚决遏制高市政府的蛮横行径”。

　　（本报东京7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