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以来,词元(Token)成为市场热词,而在这一热潮背后,依托低价倒卖Token额度、搭建中转站点的海外大模型Token代理产业快速走红,各类“0门槛副业”招募广告在多个网络平台泛滥,还依托多级分润机制实现规模裂变式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一游走在合规边缘的灰色产业,看似为个人创作者、中小微企业、科研群体提供了低成本海外大模型调用渠道,实则乱象丛生:部分中转站点通过虚报计费、模型掉包、退款套利等方式牟取不当利益,用户输入的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几近“裸奔”。
由于运营隐蔽、跨境属性突出、模式迭代迅猛,该行业正成为监管治理的难点。业内专家表示,唯有补齐合法需求供给缺口、建立常态化分级治理机制、推动国产大模型技术与服务升级,方能倒逼灰色产业出清,推动行业走向合规规范化发展。
裂变式增长
“提成”高达55%
所谓Token代理,即从大模型厂商处获得Token,再加价转售给普通用户或中小企业的中间商,赚取差价与服务费。其业务链条清晰:上游对接官方API批量获取低价Token,中游部署中转站整合多款大模型调用接口,下游将Token销售给终端用户。
记者在闲鱼、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搜索“Token代理”,发现大量以“普通人0门槛副业”“下一个风口”“注册即送Token额度”为宣传话术的代理招募广告,瞄准希望借助人工智能(AI)新技术赚取副业收入、缺乏专业技术背景的普通人群。其中,分销环节操作门槛低,成为商家招揽代理的主要方向。
一位经营Token中转站的闲鱼商家向记者透露,平台急招分销代理,有意向者仅需缴纳少量门槛费,便可享受“一对一教学、全程陪跑”的教学服务。“如果代理出单量达不到预期,我们会帮你调整获客方式。后续客户交付、售后答疑方面,我们也会告诉你怎么做。”此外,不少商家还会提供成套运营教程,搭建专属交流社群,帮助新手代理快速上手业务。
记者加入多个分销代理社群后发现,群成员规模通常高达数百人,群内日常交流内容涵盖用户问题反馈、操作指导、线上获客技巧等。记者了解到,所谓“0门槛”分销的工作本质是揽客:在各大社交平台发布广告吸引客源,引导用户前往中转站充值,并根据教程指导客户完成部署操作。客户在站点成功充值后,分销代理可获得一定比例佣金作为收益。
而这一“提成”比例颇为惊人,不少商家均表示会提供高额“提成”,有的甚至高达55%。许多中转站还为分销设置团队分润机制,带动代理规模呈裂变式增长。“假如你邀请了5个人,他们又各自邀请了5个人,那么这25人的业绩都能折算成你的佣金。”某代理群中,群主不时动员成员提升业绩,“大家争取每个人邀请10个人,我们的业务就好做了。”
该群对应的中转站平台页面显示,代理收益设置三个等级,佣金比例随直推销售业绩逐级提高。用户通过代理分享链接完成充值后,自动归入该代理团队成为下级,下级产生的营收纳入上级团队总业绩,并按一定比例计入上级代理的佣金。一位群成员透露,自己已积累了二十余位下级代理。
不仅是在分销领域,在中转站部署环节,代理招募需求同样活跃,需求者大多是持有上游渠道、有走量需求的商家。一位闲鱼商家表示,部署中转站需要自行搭建网站,存在一定技术门槛,但可帮助新手快速上手,缴纳25元即可远程教学站点搭建,如需对接上游货源则需另行支付25元。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目前一些售卖中转站部署的商家,销量少则数百,多的甚至高达数千。不少卖家在商品页面上均提供了不少诱惑性话语:“新手入门、变现教学”“风口掘金、零基础可落地”等。
市场需求快速爆发
Token代理服务的兴起,源于市场对高质量大模型调用需求的井喷。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中国日均Token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较2024年初增长超千倍。
需求侧爆发式增长,供给侧却存在明显缺口。ChatGPT、Claude、Gemini等海外大模型虽能满足高精度、复杂化的业务需求,但目前均未对中国内地开放访问权限,且官方渠道不支持本土支付。与此同时,不少用户坦言“烧Token太快”,调用成本居高不下。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宋敦江将这一局面归结为“三重落差”叠加出的套利空间:能力落差——中美顶尖模型的技术性能差距虽在快速收敛,但客观存在;接入落差——官方准入限制仍未解除;结算落差——本土支付通道尚不通畅。
在这一背景下,独立开发者与初创团队、跨境电商及出海企业、内容创作者与MCN机构、高校科研人员与学生、中小微企业等五大群体,因存在大量轻量化AI调用需求且对成本高度敏感,纷纷转向Token代理渠道,以寻求低价、小额的模型调用方案。
用户数据存“裸奔”风险
旺盛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大量Token中转站涌入,价格战随之白热化。目前,许多平台的服务售价已降至官方定价的两至三折,部分小型站点为抢夺客户进一步压价。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低价”中转站往往并不靠谱。
从盈利模式来看,长期关注AI行业发展的上海曼昆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邵诗巍表示,目前中转站主要依靠免费额度转卖、退款套利、虚报Token、模型掉包、数据转卖等五个方面获得收益,例如数据转卖,中转站将用户的完整对话记录,尤其是编程场景下的代码、推理过程、工程决策这些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打包卖给模型厂商,中转站为什么便宜?其实是靠卖数据盈利。
这种看似便捷、成本低廉的通道,恰恰让用户数据陷入“裸奔”风险。中转站的运作依赖“反向代理”:用户请求经中转站转发至海外模型厂商的服务器,结果再原路返回。宋敦江指出,在此过程中,用户的提示词、上传文档、代码仓库上下文、工具调用参数、生成结果乃至API密钥,在一些中转站全部明文可见、可留存、可复制、可再加工——无异于数据“裸奔”。
因此,Token代理产业的经营者涉及多条法律红线。天使投资人、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表示,用户提示词、模型生成内容中包含的个人信息、敏感数据及企业商业信息,未经安全评估与合规审查经由中转站直接出境,违反《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更需警惕的是,许多中转平台未经授权留存用户交互数据,存在侵犯隐私、泄露商业秘密的风险,一旦发生数据滥用、外泄等情况,将进一步触及《网络安全法》的数据安全保护红线。
宋敦江进一步提醒,若企业将包含个人信息、核心业务重要数据的内容传输至无资质的中转站,行为本身已构成违法的数据处理与违规数据跨境传输,一旦发生数据泄露等损失,其自身需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从源头规避风险,企业应把“未经审批不得将业务数据接入第三方AI接口”写进制度红线。
推动灰色Token代理
逐步出清
当前,Token代理中转站仍属于灰色地带,这一商业模式本身就始终游走在法律边缘。邵诗巍表示,部分中转站将用户对话记录打包出售给第三方,这在行业内并非个别现象。但该行为所对应的法律风险,被普遍低估了。
“用户与AI模型的对话内容,往往包含个人信息、商业秘密及其他敏感数据。中转站在收集这些数据时,极少取得用户的明示同意,更未履行告知数据用途和流向的义务。未经同意收集并向第三方提供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邵诗巍指出,该罪名的入罪标准并不高。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或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即达到追诉标准。以中转站的日均数据处理量衡量,触及这一门槛并不困难。
事实上,在邵诗巍看来,从法律角度分析,部分AI中转站的经营模式本身就涉嫌违法,其算力资源并非通过正规渠道采购API接口,而是批量注册账号套取免费额度,或通过技术手段逆向获取接口权限。这已经不属于正常的商业代理范畴。
邵诗巍进一步指出,提供信息中转和数据处理服务,性质上属于电信增值业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经营此类业务须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存在触犯非法经营罪的风险。同时,海外大模型厂商对中国内地用户设有访问限制。中转站通过代理IP、虚构身份信息等方式,帮助用户绕开这些限制,实质上是协助规避服务方设定的准入条件。该行为若被认定为扰乱市场秩序,同样可能落入非法经营罪的评价范围。
不过,基于其技术架构的复杂性、商业模式的灰色地带以及经营主体的分散性,受访人士均指出,当前对Token代理的治理与监管存在难题。
首先,Token代理服务去中心化、隐蔽性强,代理节点分散、运营主体匿名,难以寻找实际追责对象;其次,服务跨地域、跨境传播特征明显,对多部门跨境、跨领域协作监管提出高要求,也带来管辖权界定模糊、协作成本高昂等问题;另外,行业模式迭代迅速,行业规避手段更新速度通常快于监管响应与技术核查手段的更迭。
然而,宋敦江表示,若监管仅聚焦供给端整治,却不解决需求侧缺口问题,反而会促使有出海经营、科研等合理需求的用户转向灰色渠道,相关灰色供给也将进入更隐蔽的地带。因此,实现产业合规治理的关键,在于补齐用户合法使用需求的供给缺口。
据了解,当前已有部分国内头部互联网企业与海外模型厂商达成合作,为国内用户开辟合规调用渠道。郭涛亦呼吁针对海外模型建立清晰、可落地的合法接入通道。
“随着国产大模型技术持续迭代成熟、算力成本稳步下降,以及官方合规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海外大模型灰色Token代理行业将持续萎缩、逐步出清。”郭涛预测,未来三年,国产大模型将覆盖大部分通用场景,海外大模型通过合规合作有序入华接受监管,行业整体走向合规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