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典型警示案例，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某某医院（下称某某附院）药学部原主任张某坚特大受贿案为样本，披露医院药品采购关键岗位权力寻租全过程，再次释放对医药领域失信行为实施全链条穿透式惩戒的鲜明信号。

　　该案经河南两级法院审理终结，涉案人员十余年间利用药品准入、采购配额、配送商更换、回款审批等核心管理权收受巨额贿赂，总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超2500万元，暴露出医院药学管理岗位存在的廉政风险，同时直指医药流通环节“带金销售”等长期存在的行业顽疾。

　　2026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多次公布典型案例，包括康某受贿案、郝某刚受贿案、李某涉骨科耗材回扣案等。医药商业贿赂以利益勾兑扭曲用药选择权，破坏市场公平竞争，推高药械终端价格，最终加重群众就医负担，侵蚀医保基金，削弱公立医院公益属性。

　　当前整治早已跳出个案查办模式，随着刑事新规落地、信用惩戒常态化、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持续完善，医药反腐正向制度化、长效化纵深延伸，从源头压缩商业贿赂生存空间。

　　非法收受2500余万元

　　医疗系统因其专业性强、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供应链复杂且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历来是腐败的高发领域。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河南省宁陵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刑事判决，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文书完整梳理出涉医药采购岗位长期系统性受贿的全链条脉络。

　　代理商利润分成模式是该案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张某坚受贿资金的主要来源。被告人张某坚历任某某附院药学部副主任、主任，先后与药学部副主任李某（另案处理）及副院长王某祥（另案处理）共谋后，在李某星（另案）代理的药品进入医院销售、申请审批、更换药品配送公司、保证药品业务量、结算药品回款等方面提供帮助。

　　李某星与张某坚约定，其销往该医院的药品所获利润中，张某坚获取三分之一的提成，并随时可以支取。

　　2010年6月至2022年8月，在张某坚、李某的帮助下，李某星共向该医院销售头孢克肟胶囊、核糖核酸注射液等11种药品。2018年至2019年，在张某坚、王某祥的帮助下，李某星共向该医院销售黄芪多糖注射液、雷贝拉唑注射液等8种药品。销售金额共计10.45亿元，获取利润7300余万元。按其约定，张某坚应从中得款2433万元，并授意李某星将该款代为保管。

　　除大额利润分红外，张某坚还长期零散收受多家医药企业从业人员好处费，形成常态化过节送礼、办事行贿的灰色利益网。涉案行贿主体覆盖医药流通公司、药品生产企业、医疗科技公司，行贿形式包含现金、外币、购物卡，谋利诉求集中在增加药品销量配额、器械准入、临床试验落地、更换配送商等方面。

　　经法院汇总核算，侯某龙、徐某、刘某甫、郭某玉等多名药企相关人员累计向张某坚输送人民币100余万元、美元1万元。两部分金额叠加，张某坚合计非法收受人民币2547.5万元、美元1万元。最终，张某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0万元。同时，法院对其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一审判决信息已于2025年第一季度下发，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照信用评价制度要求，引导、鼓励配送企业举证，穿透代理商“马甲”，查实背后的10家医药生产企业，均已被评定为不同等次的失信企业，部分企业已通过提交整改报告、剔除价格虚高空间、退回不合理收益等措施纠正了失信行为。

　　西安迪赛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中等”失信）、海南中兴元医药有限公司（“中等”失信）、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般”失信）拒不纠正，相关部门已按规定采取对应的约束处置措施。

　　监管持续升级

　　张某坚案并非近年来医药反腐孤例，近一个月以来，全国多地纪委监委连续发布卫健领域干部受贿案件查办情况。一系列案件覆盖省级卫健行政官员、高校管理层、医院管理人员、医药学会原负责人，印证了医药腐败贯穿监管、办学、临床采购整条链条，高压查处不存在例外。

　　法治层面的完善为医药反商业贿赂提供刚性支撑。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新规自5月1日正式施行。

　　文件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依法平等保护。

　　针对医药商业贿赂治理痛点，学界结合行业现状提出治理路径，为长期整治指明落地方向。

　　有业内专家建议，要严格执行药品网上阳光采购，药品采购信息直接上传至药品集中交易系统。对干部提拔、人员招聘、招标采购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实施监督，做好选人用人工作，实行干部任期制，重点岗位定期轮岗。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抵制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始终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此外，要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提升专职纪检监察干部综合素质。

　　此外，医药领域的反商业贿赂监管应内嵌于医药体制改革，以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宗旨，强化公共利益属性。

　　在宏观层面，改善医药市场生态应从需求侧构建支付压力机制，压缩药企通过不正当方式追求超额利润的空间；从药品集中采购信息、价格信息和关键主体的财产信息等维度提升市场信息透明度。

　　在微观层面，强化对相关主体的行为约束，明确划分责任的主体和类型，提升法律实施效能，通过社会共治和内部合规丰富监管模式。

　　随着全链条治理落地，医药行业将逐步摆脱回扣驱动的畸形竞争，真正以药效、性价比、临床需求决定药械采购选择，切实减轻群众的用药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