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上海7月29日电（葛佳明） 随着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持续推进，中国金融开放的重点正从放宽市场准入逐步转向规则、监管、治理和金融基础设施等更深层次的制度对接。
荷兰国际集团（ING）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首席执行官潘启良日前在接受新华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金融开放正从“市场准入型开放”迈向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对接”。这一进程将提升市场环境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为国际金融机构参与中国市场、服务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创造新的空间。
“中国经济的根本韧性从来不取决于短期增长速度，而是源于推进向新质生产力转型升级的长期战略决心。”潘启良认为，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仍保持乐观，尤其关注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和消费升级等结构性机遇。
金融开放迈向“制度型对接”
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准入、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潘启良认为，这三方面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形成更加开放、高效且具韧性的金融体系。
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参与，提高市场流动性和运行效率；跨境投融资机制不断完善，使中国企业和国际投资者能够更加灵活地配置资金；人民币在贸易、投资和融资中的使用范围扩大，则有助于提高结算效率、降低货币兑换成本。
“得益于支付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资金池持续发展，以及中国与海湾等地区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应用正在拓展。”潘启良说，未来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贸易结算、大宗商品交易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相关业务中。
在他看来，国际投资者目前主要关注中国金融开放、科技创新和可持续金融三条主线。人工智能、新能源及创新驱动型产业的发展势头持续吸引国际资本关注；与此同时，随着绿色金融框架和分类标准逐步完善，中国内地和香港在亚太可持续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
对于外资金融机构信心是否发生变化，潘启良表示，地缘政治、房地产市场调整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仍会影响短期情绪，但外资机构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依然具有韧性，整体保持审慎乐观。
“这种信心并不是忽视短期挑战，而是更加重视长期结构性机会。”他说，中国金融开放正在从市场准入层面，向全球规则、监管治理和金融基础设施对接深化，这将为长期信心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
潘启良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目前已经具有较高开放水平，下一阶段的关键不再只是外资机构“能不能进入”，而是能否明确自身能够为市场带来的独特价值，找到差异化发展路径。
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更多是互补关系。中资银行拥有广泛的本地客户基础和服务网络，外资银行则可以发挥全球业务网络、跨境融资、外汇风险管理和可持续金融等方面的优势。通过银团贷款、联合融资和知识共享等方式，双方可以共同提升对企业跨境经营的服务能力。
企业出海从产品出口转向全球化经营
潘启良观察到，中国企业新一轮“走出去”正在呈现四方面变化：区域布局更加多元，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领域升级，海外运营模式更加丰富，同时对合规、本地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明显提升。
在区域选择上，中国企业正从聚焦单一市场转向东南亚、中东、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多个市场协同布局。其中，东盟凭借地理位置、供应链基础和市场增长潜力，仍是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欧洲则因市场价值较高、绿色产业政策相对成熟，成为新能源汽车、电池和高端制造企业的重要布局区域。
中东正在从传统能源合作市场转型为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和区域总部的重要枢纽；拉丁美洲在能源、矿产、绿色科技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吸引力上升；非洲则在资源加工、基础设施和本地化制造方面释放新的投资机会。
“企业出海已经不再只是把产品卖到海外。”潘启良说，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建设海外工厂、开展跨国并购、搭建本地供应链，并尝试建立更加深入的本地运营体系。企业全球化的目标，也从扩大出口逐步转向获取市场、优化供应链、建设品牌和整合技术资源。
随着出海模式变化，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在升级。传统境内贷款和单一项目融资已经难以覆盖复杂的海外经营场景，企业更加需要绿色及转型融资、外币融资、跨境资金管理、离岸资本市场服务以及汇率和利率风险对冲。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科技媒体和通信、关键技术等领域，项目往往同时涉及技术、资产、交易结构和合规等多重风险。“单一的传统贷款未必足够，金融机构需要结合项目特点，设计兼顾可操作性和风险控制的结构性解决方案。”潘启良说。
他认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面临四类风险：地缘政治壁垒、跨境合规风险、汇率及利率等财务风险，以及本地化经营挑战。
不同企业出海的战略目标不同，风险管理也不能采用统一模板。例如，以进入当地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与以获取技术、建设品牌或调整供应链为目标的投资，在交易结构和风险重点上存在明显差异。企业需要在项目早期就把东道国监管、数据隐私、劳工制度、ESG标准、税收安排以及资金汇回等问题纳入决策。
“企业进入更加复杂的海外市场后，需要的不只是资金，还需要对当地法规、审批制度、产业环境和商业网络的深入理解。”潘启良说。
转型金融将成为绿色金融“新蓝海”
谈及绿色金融，潘启良认为，中国已经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一。在政策支持、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因素共同推动下，中国绿色金融正在进入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
与欧洲相比，中国绿色金融更多由政策规划和监管引导，欧洲则采取市场化程度较高、监管要求更严格的模式。双方绿色分类标准的范围和严格程度仍有差异，但标准衔接和互认正在推进，有助于降低跨境绿色投资的识别成本。
在潘启良看来，绿色金融下一阶段更大的增量空间可能来自转型金融。
“在绿色金融发展的下一阶段，转型金融将成为真正的蓝海领域，也是推动实体经济脱碳的重要抓手。”他说，转型金融不能只是为融资产品提供一项认证，而应成为陪伴企业制定转型路径、实施技术改造、完善信息披露并管理转型风险的全生命周期合作机制。
当前钢铁、水泥、航运和传统能源等高排放行业仍面临较大的减排压力，但相关项目往往难以直接符合传统绿色融资标准。与此同时，市场对“转型”活动尚缺乏清晰、广泛认可的定义，转型技术还面临政策、监管和商业化风险，增加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判断项目可信度的难度。
潘启良认为，发展转型金融需要建立更加明确的分类标准和可信的转型路径，防止简单“贴绿”，同时通过阶段性减排指标、信息披露和第三方评价等机制，提高融资方案的透明度。
除可再生能源外，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也在催生新的绿色融资需求。大型模型训练和高性能计算需要消耗大量电力，数据中心能源需求上升，使可再生能源采购、节能技术应用和低碳数据中心建设成为绿色金融新的应用场景。
展望中国经济，潘启良表示，消费和传统投资修复仍需政策支持，出口结构升级，以及高科技制造、数字技术和绿色能源等领域投资，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任何市场都会面临挑战，但相比短期周期，我更愿意从长期视角看待中国经济。”潘启良说，人工智能、新能源和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创造新的投资和需求，也将推动中国产业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增强经济长期竞争力。
他表示，未来12至24个月，中国内地和香港仍将是ING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市场。ING将重点拓展先进制造、新能源、科技和绿色转型等领域客户，进一步发展跨境金融、交易服务、资本市场和咨询业务，服务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同时支持国际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