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李德尚玉

　　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电池出口退税率下调、“反内卷”成为政策关键词，“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正经历从“政策红利驱动”向“技术与效率驱动”的深刻转型。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A股可持续发展报告强信披的元年。“新三样”龙头企业ESG信披表现如何？在负责任采购认证、供应链ESG风险管控方面做得怎么样？“新三样”的投资逻辑正在发生哪些变化？近日，中国银河证券新发展研究院国际ESG中心主任、首席ESG分析师马宗明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

　　马宗明认为，当前“新三样”行业正处在从“粗放扩张”走向“有序竞争”的关键转折期。范围3碳排放的穿透式管理能力，正成为衡量龙头企业ESG质量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未来真正能在行业中站稳脚跟的，是那些有研发积累、制造效率高、质量有保障、ESG合规能力强、能做全球化经营的头部企业。

　　“新三样”供应链协同减碳

　　《21世纪》：现在很多“新三样”企业都在发ESG报告，能否以具体公司为例，谈谈在碳足迹核算、供应链管理这些方面，龙头企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做法？

　　马宗明：现在很多“新三样”企业都在发ESG报告，但质量差别很大，比如统计口径不一样，没法对比，还有很多企业没有披露范围3的信息。范围3是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的碳排放，这其实是衡量ESG披露质量的关键，因为范围1、2相对好统计，范围3需要穿透整个供应链，难度大，也更能体现企业的管理能力。

　　不过在政策越来越严的背景下，“新三样”里的龙头企业ESG表现就很亮眼，不管是碳足迹核算还是供应链管理，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两家典型企业为例，首先在ESG治理架构上，这两家都建立了完善的ESG管理体系，比如董事会下面都设了专门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定期开会研究相关问题。比亚迪还专门设了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负责推进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政策和行动。而且这两家公司都把ESG表现纳入了部门和员工的年度考核，和薪酬挂钩，这样就能形成内生动力，推动ESG工作持续改善。

　　在碳足迹核算方面，宁德时代做得较为全面，也是披露气候信息较为详细的公司之一。从2022年开始，宁德时代就尝试披露范围3的信息，到2024年，已经把范围3的披露扩展到了全集团，能核算从上游矿产开采、物流运输，到电池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这很不容易。而且它的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2022年至2025年连续四年下降，这背后是它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碳管理体系，从数据统计、平台开发，到人才培养、战略规划，一步步落实。另外，它还请了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做鉴证，确保数据的真实性，2025年它所有核心的电池工厂都实现了碳中和，还定下了2035年实现价值链碳中和的目标。

　　在供应链管理方面，这两家也各有亮点。比亚迪2025年联合28家头部企业，发起成立了中国供应商ESG评级平台，还举办了多场国内外的供应商交流大会，通过技术共享、标准互鉴，带动供应商一起提升。宁德时代开发了专门的供应链可持续审核工具，对60家核心供应商做了透明度审核，供应商的行为准则签订率达到100%。这都体现了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21世纪》：中国企业在全球锂矿开发中，有没有成熟的“低环境影响开采”技术或标准？在负责任采购认证、供应链ESG风险管控方面，我们做得怎么样？

　　马宗明：现在锂、钴、镍这些矿产的需求越来越大，而锂矿开采确实存在水耗高、碳排放高的问题。不过中国企业在锂矿绿色开采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技术体系，尤其是在盐湖提锂这块，取得了很大突破，能有效降低能耗和碳排放，比传统的开采方式更环保。

　　在标准方面，我们也有很大进展。2025年12月，中国矿业联合会发布了两项矿业ESG团体标准，填补了我们国家矿业ESG标准规范的空白，也能帮助中国矿企对接国际标准，提前管控海外项目的风险，是中国矿业行业和国际接轨的重要一步。

　　除此以外，中国矿企在海外开发锂矿时，也在积极践行高标准的ESG管理。比如2025年11月，盛新锂能的海外子公司印尼盛拓，就通过了负责任矿产倡议（RMI）的年度审验，这是国际上公认的高标准合规认定，现在国内还有永杉锂业、赣锋锂业、天宜锂业等企业也拿到了这个认证，说明我国有不少矿企的合规能力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

　　除了标准认证，中国矿企还建立了从尽职调查到数字化溯源的全链条风险管控体系，不断完善负责任采购体系，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越来越严格的国际合规要求。

　　比如，2025年6月，天齐锂业还联合12家各行业的企业，发起了“供应链ESG管理倡议”，目的就是响应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打造一个可持续、有韧性、有竞争力的供应链生态，这也能看出中国矿企在ESG方面的担当。

　　“新三样”产业集群重构

　　《21世纪》：“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新兴产业集群。落实到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上，这会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变化？

　　马宗明：这会带来四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像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些重点区域，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产业集群，都会各有各的发展重点和特色，不会再出现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区域之间的配合会更紧密。第二，供应链会重新调整，关键的零部件将减少对外地和进口的依赖，本地就能配置齐全，供应链会更稳定，而且整车企业和供应商之间，也不只是简单的“我买你卖”，会一起设计、一起研发、同步生产，效率能提上来。第三，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会有更紧密的联系，技术更新速度会更快，研发也会更省心、更高效。第四，产业都聚在一起，物流、能源、人力这些成本都会降下来，能重新打造成本优势。

　　《21世纪》：什么样的企业最有可能在这种集群协同中真正把成本打下来、把效率做上去？

　　马宗明：主要是五类：一是能把产业链上下游都把握住的龙头企业，它们向上游布局，能减少中间成本。二是做高附加值零部件的龙头，比如做电池的企业、做芯片的企业（如地平线机器人），还有做激光雷达的企业，这些关键环节有技术壁垒，别人替代不了，自然能有成本优势。三是那些专注于细分领域、有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比如做电池隔膜、电解液添加剂的，虽然规模不大，但技术够硬，在集群里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四是在某个集群里扎得深，能稳定给产业链做配套的中游企业，配合起来顺畅，成本也能压下来。五是做服务的平台型企业，比如搞检测认证、数据服务、仿真测试的，能给整个集群提供支持，也能在协同中获得明显优势。

　　《21世纪》：光伏产品取消增值税出口退税，加上“反内卷”，这两股力量叠加，会加速哪些类型的企业被淘汰？

　　马宗明：现在政策方向很明确，光伏产品取消增值税出口退税，加上“反内卷”，这不是单一的成本变化，而是国家从外贸政策和市场秩序两方面入手，让整个行业从靠政策红利、靠低价扩张，转向靠技术、靠效率、靠质量取胜。

　　在这种情况下，有三类企业最容易被淘汰。第一类是长期靠退税优惠和低价让利生存的企业，这类企业产品没什么附加值，一旦退税没了，很容易被淘汰。

　　第二类是技术更新慢、产品都差不多、绿色制造能力不行的企业。随着“反内卷”整治推进，行业竞争不再比谁价格低，而是比谁技术好、效率高、质量硬、更合规。以前那些靠牺牲质量换市场、靠延长账期保出货的企业，以后肯定越来越难混，会被慢慢挤压出局。

　　第三类是前期借了很多钱扩产、库存压得很多、现金流不稳定的企业。退税收紧、价格竞争被限制，再加上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这些企业的财务空间会越来越小，很容易出现经营风险，被淘汰的概率也很大。

　　总体来看，这一轮政策叠加，不会让整个行业收缩，而是会让行业出现结构性分化。不是所有中小企业、所有出口企业都会被淘汰，被淘汰的是那些没核心技术、没品牌渠道、财务不稳健，却一直靠政策和低价混日子的企业。相反，那些有研发积累、制造效率高、质量有保障、能做全球化经营的头部企业，反而能在行业出清中站稳脚跟，甚至扩大优势。说到底，这不是压缩行业利润，而是让行业竞争从价格导向回到“能力说了算”，从粗放扩张变得更加有序。

　　未来三年动力电池迎来退役高峰

　　《21世纪》：到2030年前后，中国动力电池退役量可能超过300万吨，这是一个千亿级的“城市矿山”。动力电池的退役高峰大概什么时候会来？

　　马宗明：首先说一组数据，截至2025年末，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4397万辆，占全国汽车保有量的12.5%，规模增长得很快。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有一个明确的退役标准：当它的容量衰减到额定容量的80%以下，就满足不了汽车正常使用需求，得退役了。

　　市场监管总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退役的动力电池大概有40万吨。据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电池回收利用委员会产业研究部预测，到2028年，每年退役量会超过400万吨。按照行业平均7到8年的电池寿命来算，2018到2020年第一批大规模装车的动力电池，会在2026到2028年集中退役，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正迎来动力电池的退役高峰期。

　　《21世纪》：现在国内动力电池和光伏组件的回收，产业集群化做到什么程度了？

　　马宗明：首先说锂电池回收，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超过日本、韩国，是全球最大的锂离子电池出货国，动力电池回收作为产业链的一部分，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产业集群。大家都知道，动力电池产业链特别长，从上游挖矿产、提炼材料，到中游做正负极、电解液、电芯，再到下游装在汽车上用，最后回收再利用，每一步都离不开彼此，必须协同配合，所以集群化发展是必然的。

　　现在国内成熟的电池产业集群有不少，以深圳的集群为例，里面聚集了200多家企业，从电池材料生产、电芯制造，到新能源汽车应用、电池回收，整个产业链都配齐了，形成了“材料—动力电池—终端应用—回收再利用—资源化”的闭环。而且集群里既有龙头上市公司，也有本地企业，已经开始规范回收深圳第一批退役的电动公交车电池了。

　　再看光伏组件回收，还处在发展初期，不如锂电回收发展得快。我们国家做光伏组件、用光伏发电的规模都是全球最大的，但光伏组件的服役期一般是20到30年，现在才刚开始进入退役高峰。根据行业数据，从2025年起，我们国家的光伏组件报废量会快速增长，到2030年能达到150万吨。目前光伏回收面临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回收成本高、产业链配合不够、没有统一的标准等。

　　不过政策已经在发力了，2026年3月，工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了文件，给光伏回收定了明确目标：到2027年，累计回收利用25万吨光伏组件，培育一批骨干企业；到2030年，形成能应对大规模退役潮的回收能力。

　　整体来说，上市公司中其实有不少已经提前布局了“回收—再制造”闭环。比如格林美，它是A股里做废弃资源循环利用和新能源电池材料的龙头，不管是动力电池还是光伏组件回收，都有布局。动力电池回收方面，宁德时代的子公司邦普循环、赣锋锂业、亿纬锂能这些头部企业都在做；光伏组件回收方面，晶科能源、隆基绿能、天合光能这些做组件的龙头，也都提前布局了。

　　《21世纪》：“小作坊”式的回收目前占比多大？

　　马宗明：随着退役电池越来越多，回收利用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国内的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了，现在正处于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的关键期。具体来说，政策端越来越完善：2025年5月，工信部牵头，13个部委一起成立了全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工作专班，专门推进这项工作；2026年4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要求每块动力电池都要有“数字身份证”，落实生产者的回收责任，这标志着行业进入了全链条规范化管理的新阶段。

　　标准方面也在不断完善，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发布了超过20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国家标准；从企业端来讲，也有进展：全国已经有156家正规的回收企业，也就是工信部的白名单企业，回收能力超过400万吨/年，能满足当前的退役需求。

　　但这里有个问题，虽然体系建起来了，但运行效率还不够高，最突出的就是“小作坊”式回收还大量存在。有数据显示，我们国家动力电池的规范化回收率还不到25%，也就是说，大概有四分之三的退役动力电池，都流入了“小作坊”。这些小作坊之所以能生存，核心就是不规范运作，成本极低，比如不处理污染物、不遵守安全规范，能靠低价抢货源。不过我们相信，随着新政策的实施，监管会越来越严，行业会加速规范，这些小作坊会慢慢被淘汰，回收体系的运行效率也会越来越高。

　　《21世纪》：在电池回收、梯次利用、再生材料制备这三个环节里，哪个环节的商业机会最大？“以旧换新”这类政策支持，会怎么催化这个市场？

　　马宗明：这三个环节，技术门槛、资本密集度、价值捕获能力都不一样，商业机会也有差异。

　　第一个是回收收集环节，这是整个产业链的入口，核心就是看谁能拿到更多的退役电池，谁的渠道网络更全。这个环节不用投入太多固定资产，属于轻资产模式，一旦掌握了渠道，能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但问题是，现在规范化回收的比例太低，正规企业普遍“吃不饱”，货源都被小作坊抢了，所以这个环节的商业机会，要等行业规范后才能真正释放。

　　第二个是梯次利用环节，技术门槛比较高。简单说，就是把那些剩余容量还比较高、整体状况较好的退役动力电池，经过检测、分选、重组、修复后，用到储能、备电这些对电池要求不高的场景。这个环节的核心技术是无损检测和智能分选，能准确判断电池的剩余容量和安全性。这里要注意一个政策变化，2026年4月1日的新政实施后，不再用“梯次利用”这个说法，统一改成了“综合利用”。这不是取消了梯次利用，而是把它纳入了更严格的安全框架里。以前有些企业滥用“梯次利用”的概念，用不规范的方式把退役电池翻新后，用到储能、低速电动车上，引发了很多火灾，新政就是要淘汰这些不规范的小作坊，让真正有技术、能保证安全的企业留下来。

　　第三个是再生材料制备环节，这是技术门槛最高、价值量最高的环节，也是商业机会最大的。废旧动力电池再生利用的核心，就是把里面的锂、钴、镍等有价金属高效回收回来，其中正极材料因为含有价金属最多，是现在产业布局的重点。目前主要有湿法、火法、物理回收三种技术路线，其中湿法工艺的金属回收率最高，是大多数企业的主流选择。尤其是三元电池，因为里面的钴、镍、锂价值高，再生利用的经济效益很好，不同镍钴锰比例的三元正极材料，再生利用的毛利率大概能达到10%，商业模式已经很清晰了。

　　至于“以旧换新”这类政策，对整个市场的催化作用会很明显。首先，它能规范回收渠道，让退役电池更多地流入正规企业，减少小作坊的货源，加速小作坊出清；其次，正规企业能拿到更多货源，产能利用率会大幅提升，固定成本能摊薄，慢慢实现盈利；最后，还能推动回收收集和梯次利用环节的规范化发展，让这两个环节也能释放更多价值，整个电池回收产业链都会因此受益。

　　锂电设备、储能等配套环节藏机会

　　《21世纪》：2026年，你在外贸“新三样”里看到了哪些具体的投资机会？除了整车、电芯、光伏组件这些主赛道，未来三年哪些“周边”领域可能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马宗明：2026年“新三样”出口还会保持高增长，但整车、电芯、光伏组件这些主赛道，竞争已经白热化了，想再拿到超额收益，难度越来越大。真正的投资机会，其实藏在产业链的其他配套环节里，比如锂电设备、储能系统、汽车电子、光伏逆变器这些，现在正处于供需错配的阶段，结构性机会特别明显。

　　首先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充电桩、换电站这些配套基建，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都会跟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这是刚需，机会很确定。还有智能座舱、自动驾驶芯片这些高附加值的环节，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智能，需求也会跟着爆发，这也是很值得关注的。另外，我们国内自主品牌出海，现在已经不是单纯卖产品了，而是要带着整个产业生态出去，比如海外的经销商网络、本地化的售后服务，还有配套的金融保险，这些环节现在缺口特别大，谁能先布局、拿到先发优势，谁就能拿到超额收益。

　　再看锂电池领域，现在国内可再生能源发展得特别快，储能电池的需求也跟着上涨，未来很有可能取代动力电池，成为锂电池行业新的增长引擎。而锂电设备、正极材料这些，都是跟着电池增长走的，电池需求增长了，它们自然也会跟着受益。还有，我们国家现在正迎来动力电池退役高峰，加上回收体系越来越规范，资源再生技术也越来越成熟，电池回收这个领域，未来的增长空间也很大。

　　最后是光伏组件领域，现在全球都在搞能源转型，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多，消纳起来就有压力，这就会倒逼储能系统的需求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