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来说，“731”代表着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而在二战结束81年后的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究竟意欲何为？

　　这是日本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府打着安保、防卫的幌子，意图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复制战时情报集权架构，推动军国主义幽灵复活，服务于扩军备武的危险目的，正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这套“新战前情报体系”与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特务体系如出一辙。1911年日本设立“特高课”后，对内残酷镇压进步人士与反战群体，对外充当侵略扩张急先锋。1940年，日本整合军政情报资源成立内阁情报局，建立战时一体化情报中枢，为全面侵华与太平洋战争提供支撑。这些机构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工具，其罪行已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二战结束后，日本战时特务机构被强制解散，但军国主义并未受到彻底清算。如今，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正式落地，意味着军国主义特务统治模式死灰复燃。这一体系的制度设计处处可见“特高课”式集权内核。比如，将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为拥有综合协调权的“国家情报局”，情报人员直接归首相官邸统一调度，核心内阁成员参与“国家情报会议”。这种高度集权的情报体系，彻底打破了战后日本延续数十年的情报分权制衡机制。

　　更令人担忧的是，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职能边界模糊，外部监督机制近乎空白。日本政府将舆论认知作战、不实信息管控划入其核心职能，却未通过法律划定国家安全管控边界，实际将全体国民与社会组织都纳入监控范围。同时，日本政府拒绝建立第三方独立监督渠道，情报权力完全由行政部门把控。这意味着，不受约束的情报大权极易沦为右翼政客操弄政治的工具，从而重演日本历史上思想禁锢、高压管控的黑暗局面。

　　“高市政府正在打造‘平时监控、战时动员’的战争体制”“‘国家情报局’可能成为监视社会、镇压民众的法律工具，让日本沦为参与和协助战争的国家”“‘国家情报局’是缺乏监督的情报机构，最终只会沦为执政党的打手”……连日来，日本国内舆论纷纷提出批评。许多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政府不要忘记历史教训。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国家情报局”的设立，不仅仅是要加强对日本国内的控制，更是为了配合扩军备武，是系统性推进再军事化的关键环节。

　　从防卫预算连续14年上涨、2026财年突破9.04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到摒弃“专守防卫”准则，加速研发国产远程导弹、全面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从高频参与多国联合军演、向外延伸军事存在，到右翼政客公开鼓吹拥核、谋求废除“无核三原则”，日本正在不断挣脱和平体制束缚。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上述扩军备武举措搭建起全域情报中枢，形成“情报统筹、高层决策、军事落地”的完整链条，为架空和平宪法、对外动用武力提供制度保障。

　　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但当下的日本政府，正有计划、分步骤背弃战后承诺。从战时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到如今磨刀霍霍的“新战前情报体系”，日本右翼重走情报集权老路，公然挑战战后秩序。国际社会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多措并举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蔓延扩张，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

　　历史车轮不会倒退，战争悲剧不容重演。任何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触碰和平底线的行径，注定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