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尘封的侨批走入大众视野。一纸侨批跨越重洋，一头连着海外游子乡愁，一头牵起故土万家生计。从跋山涉水递送侨批的派送员，到悉心保管文物的博物馆从业者，再到赓续侨汇本源、深耕跨境服务的金融人，不同身份的守护者，共同传承侨批负载的信义底色与家国情怀。
——编者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韩秀珍
传承初心深耕跨境服务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侨批”重新走进大众视野，一纸跨洋家书串联起华侨乡愁与家国情怀。南洋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南商”）脱胎于侨批馆，自创立起便以“便利侨汇、服务侨胞”为立行宗旨。作为深耕南商近30年的从业者，我见证了银行从传统侨汇机构成长为现代化跨境商业银行的历程。在我看来，侨批不仅是旧时的汇兑凭证，更是刻在南商骨血里的精神根基。
南商与侨批的渊源，要从创始人庄世平先生说起。庄老出生在广东普宁一个侨批世家，家族曾在广东汕头、泰国、马来西亚经营银号和批馆。他自幼听见的，是“巡城马”披星戴月递送侨批的故事，是侨眷收到汇款时又哭又笑的场面。这些记忆，长成了他创办南商的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外部经济封锁造成外汇供给紧张，海外华侨缺少安全正规的渠道赡家汇款。在这样的背景下，庄老在香港创办了南商。他设立华侨服务部，搭建起境内外侨汇网络。
1997年我加入南商深圳分行，从基层岗位一步步走到管理岗位。南商与生俱来的华侨精神贯穿了我的职业生涯。工作期间，我曾多次见过庄世平先生，他为人谦和，很少谈及个人成就，却始终把国家和民族放在心上，庄老纯粹的家国情怀沉淀成为全行传承的精神基因。从率先进入内地、服务改革开放，到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南商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
一路走来，南商从未舍弃侨务本源。70余年间，南商完成了3次关键转型：1949年，我们从民间汇兑铺跃升为正规持牌银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先行落地深圳，设立内地首家外资银行分行，把个人住房按揭这类全新金融服务带到内地；2016年，进一步转型为具备独特跨境优势的综合商业银行。从前，南商为海外华侨提供赡家汇款服务，现在依托香港、内地双总部重构服务网络，将传统侨汇火种升级为服务境内外客户的综合金融服务。数十年华侨服务积累下来的境内外客户信任、跨境服务经验，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跨境金融服务优势和底气。
如今，线上汇款取代了旧时跋山涉水的水客，在线转账耗时缩短至几分钟。工具迭代，不变的是“托付”二字。南商恪守旧时批局守信负责的本分，格外珍视客户给予的信任。我们搭建了多币种跨境清算网络，借助数字化服务实现从“汇得到”到“汇得快、汇得好”的升级。围绕华侨回乡置业、养老储蓄、日常小额转账等真实需求，我们配套适老化、跨境协同服务机制，把单一汇款渠道拓展为全场景金融服务方案。这些细微的服务，延续的正是当年侨批“一信一银、因人而异”的服务逻辑。
百年前，侨批联结的是海外游子与故乡亲人；今天，跨境金融联结的不只是亲情，还有求学、创业、就业、养老等更加丰富的生活场景。那些跨越山海的资金往来，既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牵挂与期盼，也见证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时代进程。侨批诞生于人民的需求，这与现代商业银行金融为民、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一脉相承。让金融坚守服务人民、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义，是侨批在现代金融实践中最朴素也最厚重的传承。
（葛孟超、金之涵采访整理）
广东省江门市博物馆馆长高东辉
守护侨批里的家国记忆
我与侨批的缘分，说起来并非始于某一次轰轰烈烈的“发现”，而是日常“一砖一瓦”的工作过程中逐渐堆起来的那份责任感。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属江门市博物馆管辖）在筹建之初，就把侨批列为特色馆藏方向之一。侨批档案又叫海外华侨银信，即海外侨胞寄回的家书（信）和汇款（银）凭证的统称。那时候我跟随着前辈，参与了不少侨批文物的征集和展示工作。
戴上手套轻轻整理着那些泛黄纸页，我明白，我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张张纸质文献文物，更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刚接手馆里侨批征集工作时，最大的感受是“散”——大量侨批不在馆里，而在乡亲们的樟木箱底、旧铁皮盒里、老宅阁楼上。华侨历史和其他历史文物不太一样，它是现在进行时的，是一个活着的历史。我们本着“应收尽收”的原则，通过海外侨团、侨刊乡讯等渠道面向全球征集侨批文物。
江门五邑地区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华人人数多，几乎家家都有一本跨洋往来的账、一沓没舍得扔的旧信。我们一趟趟来到华侨家里，坐下来慢慢聊，一条条翻、一件件辨。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封抗战时期的侨批，写信人是旅美华侨黄持邦，信中那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须知有国方可言家”，每次在展览上读出来，观众都静默良久。这封信后来成为我们“烽火侨批”系列策展的核心叙事之一——它不是口号，是一个普通人对万里之外家人的掏心交代。还有馆藏中1930年前后古巴华侨李民奕寄给妻子林氏的那封侨批，信中细细叮嘱家中开支“以积贮为根本不可浪费”，字里行间全是对家的牵挂和想念，这类私人文书格外珍贵，因为它真切又朴实，最见一个时代的底色。
侨批真正的厚度不止于“感人”，更在于它是一部活的近代民间金融史。在官方现代银行网络尚未完全覆盖侨乡的年代，侨批的运作方式纷繁复杂，早期主要是依靠“巡城马”（水客）走街串巷收揽，并逐渐发展递变为集银号和商号、银行和信托公司、邮政机构以及“巡城马”等相互配合、接续传递的完整产业链，直至20世纪70年代，侨批业务归口银行管理，侨批递送产业完成了其特定历史使命。
一封侨批上往往叠印着寄出地的邮戳、批局的印鉴、解付的签字和回批的往返痕迹，这些看似琐碎的印章与票据，实则揭示了早期跨境资金流动的信用机制——靠的不是冷冰冰的合同条款，而是一个“批脚”（递送人）宁可绕路涉险也要把钱和信亲手交到收件人手里的人格担保。我们今天做史料梳理，就是要从海量个案中提取这套网络的运行规则、费率结构、风险分担方式和信用约束逻辑，让侨批从“情感符号”升格为可被经济学、金融史、社会学共同引用的实证材料。侨批的金融属性，以及涉及民俗、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未来希望有更多学科一起介入，更加充分挖掘和研究侨批背后的价值。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不少年轻观众看完后专程跑来侨博馆找“真实的侨批”。作为一线保护侨批的从业者，我非常感谢能有这样一部电影的出现，在这个当下，我也想呼吁人们要认识到侨批保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要更加关注侨批的保护。
作为守护者，我深刻体会到，侨批最怕的不是纸张老化，而是被人遗忘。只要还有人愿意翻开它、读懂它，把它讲给下一代听，那薄薄一纸侨批，就永远不会老。
（本报记者洪秋婷采访整理）
中国银行泉州分行原侨批派送员黄海啸
奔走乡野传递侨批温情
我今年66岁了。退休多年，膝盖还是老毛病，阴雨天就疼。医生说，是年轻时骑车送侨批留下的“纪念”。
那是1980年，我刚20岁。父亲黄耀属从银行退休，我接棒成为中国银行泉州分行的一名侨批派送员，负责的区域叫“新门外”，从泉州老城区一直延伸到南安，最远一趟要走40公里。4年时间，我骑坏了两辆自行车，磨穿了3双鞋底。
父亲常跟我说：“批脚（派送员）不是送信，是送命。”他这话不是吓我。1949年，他高中毕业就进了光大信局，那是当时泉州最大的民营信局之一，最早只收新马侨批，后来业务遍布东南亚。1956年，光大信局一年为国家收的外汇超过1000万港币。1976年，民营信局停办，父亲随业务一起并入中国银行。他说，侨批是海外游子的命根子，也是国家的外汇血脉，半点马虎不得。
做派送员的时候，我每天早上5点就出门了，天还黑着，身上背着绑着鼓鼓囊囊的帆布邮包，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在溪边喝口水。20岁的小伙子，运动量太大，常常是出门前吃饱，走到半路又饿得前胸贴后背。我们这批批脚，个个瘦得像竹竿。
最难忘的是1981年7月。那年汛期来得猛，下福村那条溪水暴涨，自行车根本过不去。我推着车在岸边发愁，忽然听见马达声，一艘挖沙船靠过来。船老大冲我喊：“老弟！快上船，我送你过去！”我愣住了，问他：“你认识我？”他哈哈大笑：“十里八村谁不认识你？看见你这辆自行车，就知道亲人来信了！”那一刻我鼻子一酸。
在闽南，侨批派送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客鸟”——就是我们方言里的喜鹊。客鸟飞进村，就意味着海外亲人的音讯到了。
农历七月和春节前，是侨批最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两头黑”，出门天黑，回家天也黑。但只要进了村，家家户户都高兴。大户人家会把八仙桌摆出院子，泡好茶、备着点心，招呼左邻右舍一起来领侨批。有人笑着说：“客鸟来了，年也就来了！”那时候的侨批，不光是信，还带着钱。一个在南洋的游子，常常不只给自家父母寄，还要给同宗的几户人家都汇一点。父亲常说：“都是一家人，决不会丢下哪一户。”这大概就是侨批最朴素的精神——信里有钱、信里有情、信里有义。
后来我才知道，侨批能稳稳送到，背后还有一套严密的“密码”。泉州中行原华侨服务部业务科科长陈鸿洋，比我小几岁，他至今还珍藏着两本1957年的海外华侨通讯簿。翻开其中一本的第九十八页，记着马来西亚华侨林持端的信息，旁边写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10个字，分别代表数字1到10；“伯叔兄”代表“百千万”。如果信里写“思伯”，意思就是汇了800元。那个年代，东南亚有些国家禁止华侨汇款回国，收件人甚至不用真名，而是写“李四海”“王泉中”这样的化名。这些“密码”，是保护华侨的财产，也是在特殊年代里守住一份信用。
现在侨批热起来了，年轻人去博物馆看那些发黄的信封觉得新奇。可对我们这些批脚来说，侨批不是文物，是日子、是命。它教会我一件事：金融服务的根，不在高楼大厦，而在能不能让人放心地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你。
我常对年轻同事说一句话：“你们现在敲键盘，我们当年是敲门。敲的是家门，也是心门。”
客鸟渡海至，一纸载乡愁。跨越风浪的侨批，始终维系着故土与远方，亦将持续牵引海内外乡亲同心相向，共赴故土新程。
（本报记者刘晓宇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