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

　　1日央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下半年要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八项举措，其中突出强调要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进一步明确将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推出一揽子跨境投融资便利政策，深化外汇市场发展等六方面重点工作。

　　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集中聚焦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凸显了新形势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与时俱进、随需而变的敏锐适应能力。

　　7月制造业PMI较6月的50.3%回落至49.2%，其中，新旧动能相关行业景气度分化依然明显，高科技和装备制造业PMI虽较6月分别下降0.2和1.1个百分点至53.3%和51.4%，但仍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

　　诸多宏观数据显示，当前经济K型增长特征明显，高科技等新动能高速扩张，而传统产业受制于内需疲弱增长动能有限。这一结构性特征，客观上需要央行和外管局内外有别地实施新政策，以便精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化解重点领域存量经济金融风险，并强化增量经济布局，为中国资本更好走出去提供随需而变的货币金融政策支持。

　　随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布式布局，中国经济结构出现新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与世界的连接方式，呈现出中国制造/创造与中国资本齐头并进的出口态势，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交流的元素和连接方式更加丰富多元，也意味着中国影响力逐渐呈现全面开花的特征。

　　这种新特征、新现象需要中国金融与时俱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更加立体全面，辐射面和覆盖面进一步扩张，亟需金融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这是因为，由于内需偏弱与外需高位调整，当前贸易部门是中国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部门，其释放出的活力和增长动力，不仅有助于整体经济行稳致远，而且有助于解决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和部分存量经济风险。而要进一步激发贸易部门的活力，顺应中国制造/创造和中国资本齐头并进的出口布局，就需要通过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降低跨境贸易和投融资成本，为中国资本和中国制造走出去提供制度性支持框架。

　　比如，中国制造和中国资本出口都需要畅通的跨境金融服务支持，需要在岸、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畅通，以便企业能够提高跨境资源的调动能力，形成内外资源的相互助推和支持。相应的，就需要跨境投融资便利、购售汇业务便利，以及企业对汇率风险的有效管控、跨境流动性的有效匹配。

　　以跨境金融监管为例，人民币在境外的输出和供给只是跨境金融的开始，便利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回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而且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让跨境金融更方便快捷，并筑牢外部冲击的堤坝。

　　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资本走出去，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深度融入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条件和制度保障。在这一过程中，要树立市场本位立场，即改革和开放旨在为中国制造、中国资本走出去提供支持性制度框架保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市场主体的跨境交易自由；警惕将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航向过度框定在监管便利上，因为如果以管控市场主体行为作为目标，改革航向就会滑向最小自由的交易秩序。

　　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搭建以丰富市场主体跨境交易自由度为主的制度支持框架。唯有如此，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才能更好服务地于中国制造/创造和中国资本深耕全球市场，才能利用好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重组机遇。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任何领域的改革和开放，都普遍遵循欲取先予的逻辑。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承载着中国制造/创造和中国资本走出去、融入新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新分工合作的重托。跨境互联的交易结构越丰富、自由度越强，中国就越能享受到开放经济体系的福祉，就越能为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缓释内部存量风险提供更宽广的舞台。要知道任何风险的积压，根本上是交易域不够，难以找到合适的风险管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