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撰文指出：在新的宏观环境下，需要重新审视金融工具的社会功能。

　　他认为，消费信贷远不止是一种金融工具，而是一种具有显著外部性的社会治理工具。发展一个健康、普惠、负责任的消费信贷体系，将消费信贷全面纳入持牌机构框架，完善征信体系，实施精准风控，这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重要的社会建设。理解并善用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在经济压力转化为犯罪行为之前提供一道制度性缓冲，是应对未来挑战、增强社会韧性的关键一环。

　　消费信贷能够作为“社会缓冲垫”

　　傅蔚冈指出，在传统的社会治理逻辑中，消费信贷往往被视为犯罪的诱因或工具。高利贷、暴力催收、金融诈骗，这些词汇常常与“不稳定”和“犯罪”紧密相连。然而，如果换一个视角，将目光投向普惠金融的另一面——为普通人提供合法流动性缓冲的消费信贷，就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金融的普及，正在悄悄降低社会的犯罪风险。

　　这一结论并非空穴来风。陈志武教授曾在《经济观察报》撰文引用芝加哥大学AdairMorse教授针对美国加州上千个社区的实证研究指出：在遭遇自然灾害等经济冲击时，禁止“发薪日贷款”（PaydayLoan）的社区，其偷盗与抢劫犯罪率普遍上升约13%；而允许该贷款存在的社区，相关犯罪倾向反而减少了约30%。（《陈志武：金融何以促进社会良序和文明发展？》，《经济观察网》2016年5月31日）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提出的“理性犯罪模型”。贝克尔认为，犯罪并非总是源于道德沦丧，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当个体面临生存危机，而合法信贷渠道断裂时，犯罪的预期收益（如获取食物、资金）便可能超过其预期成本（被捕风险）。此时，消费信贷作为一种“社会缓冲垫”，通过提供合法的替代方案，提高了犯罪的机会成本，从而有效抑制了犯罪动机。

　　这种“金融缓冲”的逻辑，在中国过去十年的社会变迁中也得到了印证。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剧烈转型，以电信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犯罪开始爆炸式增长。犯罪的“主战场”正在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转移。

　　第二条曲线是“金融格局的革命”。这十余年间，消费信贷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成了大众的“日用品”。数字金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社会的毛细血管，家庭获取流动性的方式被彻底改变。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显示，从2011年到2023年，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内陆偏远城市，信贷可得性都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近期发布的《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报告，通过对114万份刑事判决书、三项全国性微观调查数据（CLDS、CFPS、CHFS）以及数十万条行政处罚记录进行深度分析，得出结论：正是信贷可得性的提升，作为一股隐秘而强大的力量，推动了传统侵财犯罪率的下降。当一个社会的流动性约束正在被大规模缓解时，其首要犯罪威胁从暴力对抗转向经济攫取的过程中，金融普及起到了关键的“稳定器”作用。

　　双重机制：从“堵源头”到“增出路”

　　傅蔚冈认为，消费信贷为何能发挥如此显著的“社会稳定器”作用？原因是通过两条路径干预了犯罪行为的生成机制。

　　机制一是缓解流动性约束，堵住“生存型”犯罪的源头。许多侵财犯罪的动机并非贪婪，而是“经济绝望”。对150万名被告人的画像分析显示，盗窃/抢劫被告人首次犯罪年龄峰值仅为19岁，85%以上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八成为无业或农民。

　　这些涉案金额往往仅有数百元的“微型犯罪”，生动地诠释了何为“经济短缺的非法补偿”。这些大量存在的生存型、特殊负担型低案值街头犯罪，根源在于流动性约束与社会保障缺口的叠加。

　　消费信贷通过提供即时流动性，直接切断了从“经济压力”到“财产犯罪”的转化路径。它降低了借款被拒绝的概率，减少了家庭对非正规高利借贷的依赖，在经济压力转化为越轨行为之前提供了一道制度性缓冲。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一次成功的借款可能意味着度过了失业过渡期、支付了医疗账单，从而避免了走向犯罪深渊。

　　机制二则是促进就业创业，提升犯罪的“机会成本”。信贷不仅能救急，更能“赋能”。它为个体提供了创业启动资金，改善信用记录以获得更好的工作，从而增加合法收入渠道。大量研究证实，数字金融能显著推动家庭参与创业活动，降低金融约束对创业精神的抑制。

　　当合法劳动的收益预期变得清晰可见，犯罪的“诱惑”便大幅降低。今年火爆社交媒体的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创业初期就是通过支付宝等的借款，使其度过了初创期的困惑。当合法工作的收益和稳定性提高，从事犯罪的机会成本也随之上升。精准扶贫政策通过提升劳动参与率和收入，使贫困县刑事案件增长减速20%以上的实证结果，也印证了这一逻辑。消费信贷通过创造和改善合法的经济机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体的激励结构，使“犯罪”成为一个越来越不划算的选择。

　　因此，傅蔚冈指出，对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更深层次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金融层面，更需要将其置于社会治理的宏观视野下审视。

　　他表示，首先这是一种“精准治理”。消费信贷的影响最主要作用于年轻、低学历、就业不稳定的群体，这正是传统侵财犯罪的核心人群，也是社会治理的难点所在。通过市场化的金融手段，社会就为这个群体提供了一条抵御风险的“安全网”，这比单纯的刑罚威慑更具预防性和建设性。

　　其次，需要正视“辛普森悖论”带来的复杂性。在初步分析全国数据时，会发现信贷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民对治安的主观评价反而越差。这是因为高等级城市信贷发达，但人口密集、社会复杂，居民对治安的期望和敏感度更高。只有穿透这层数据迷雾，在控制了城市等级等混淆变量后，信贷对治安评价的正面效应才显现出来。他同时提醒，脱离城市发展水平谈论信贷的社会效应是片面的，其正面作用在不同能级的城市中需要精细化的政策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