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特别是高市值企业的产业集聚效应，正在超越传统招商引资模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 证券化率作为衡量区域资本市场活跃度的核心指标，正在重塑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与发展模式。

　　□ 地方政府应从“服务者、协调者、引导者、守护者”四位一体角度介入资本市场，而非直接干预企业经营。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地方政府参与市值管理的基本边界，越位与缺位都将带来风险。

　　□ 宁德时代之于宁德、中际旭创之于苏州与烟台，是“一股兴一业，一业兴一城”的鲜活样本。

　　□ 培育上市公司、支持市值增长、考核国企市值管理、推进全员市值管理战略，正成为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考题。

　　一家上市公司的市值，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座城市的命运？

　　这不再是一个修辞性的问题。2026年4月，宁德时代A+H总市值跨越2万亿元；同一时期，注册地在山东烟台龙口、核心研发制造基地在苏州工业园区的中际旭创，市值在两年十个月内从千亿跃升至万亿，并在6月下旬一度冲高至历史新高。这两家企业的成长轨迹，恰好在时间和空间上勾勒出一条清晰的逻辑线：一家高市值上市公司的崛起，往往意味着一条产业链的集聚、一座城市能级的跃升。

　　这正是当下需要重新审视的命题，“一股兴一业，一业兴一城”。它不是对个别明星企业的偶然礼赞，而是市值时代地方经济发展逻辑正在发生的深层转变：从依靠土地、税收优惠“招商引资”的传统路径，转向依靠资本市场培育本土上市公司、提升区域证券化率的新路径。这一转变背后，既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等中央层面政策的持续引导，也有山东、江苏等地密集出台上市培育专项计划的现实呼应。地方政府在这一进程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把握什么边界，是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一、从“项目思维”到“资本思维”：产业集聚逻辑的根本转变

　　传统招商引资的核心逻辑是“项目思维”：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税收、补贴等要素让渡，吸引单个投资项目落地，再依靠项目的物理存在（厂房、设备、就业岗位等）形成产业集聚。这一模式在工业化早中期行之有效，但其局限也日益显现：招商竞争演变为“要素价格战”，地方财政为吸引项目付出的隐性成本不断攀升，而项目一旦建成投产，其对地方的持续赋能能力却往往有限，尤其在技术迭代加速的产业周期中，“招来了项目，跟不上迭代”的窘境屡见不鲜。

　　高市值上市公司驱动的产业集聚，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资本思维”。这种集聚不是依靠行政力量的“物理集聚”，而是依靠资本市场定价机制形成的“资本耦合”，企业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与规模扩张获得市场认可，市值增长带来的融资能力、人才吸引力和品牌溢价等，又反过来强化其对上下游企业的虹吸效应，从而在没有强制性行政指令的情况下，自发形成一条围绕核心企业的完整产业链条。这种集聚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技术含量，通常远高于依靠优惠政策拼凑起来的产业园区。

　　更关键的是，一家高市值企业本身就是一座“活的招商信号灯”。当资本市场用真金白银为一家企业的技术路线、商业模式投票时，这种信号的公信力，远非任何一份招商推介材料可比。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专业人才会自发地向这一“资本高地”聚集，这正是“一股兴一业”的微观机制：一只股票的市值增长，牵引起一整条产业链的价值重估与资源再配置。

　　二、案例观察：宁德时代与中际旭创的双城故事

　　（一）宁德时代：从“弱鸟先飞”到全球动力电池之王

　　宁德，这座曾被称为“福建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的闽东小城，与“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发展理念渊源深厚。2011年，宁德时代在此地的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诞生，创始人曾毓群带领团队，用十余年时间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电池企业，打造成全球动力电池与储能电池的双料冠军。

　　数据最能说明这种成长的斜率。2021年7月13日，宁德时代股价579.6元，总市值1.349万亿元；到2025年，公司实现营收4237亿元，净利润722亿元，同比增长约42%；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份额达39.2%，连续九年位居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市场份额30.4%，连续五年全球第一。2026年4月13日，公司A+H总市值突破2万亿元。支撑这一切的，是持续加码的研发投入，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达221亿元。

　　宁德时代的崛起，为宁德这座城市带来的不只是税收，更是完整产业生态的重塑。

　　据2025年宁德市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全市锂电产业产值达2508亿元，动力电池产业集群跻身全国百强产业集群第16位；全社会研发投入132.8亿元，同比增长10.8%，研发强度3.5%；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排名跃升至第76位。数据显示，2025年宁德地区生产总值已超4200亿元，增长7.5%。围绕宁德时代，逾5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在当地集聚，形成从锂矿资源、正负极材料、电解液到电池回收的完整产业闭环，这正是“一业兴一城”最直观的注脚。

　　（二）中际旭创：一座城市“看不见”的万亿市值企业

　　如果说宁德时代是“总部即产地”的典型，中际旭创则展示了另一种更为复杂、更具启示意义的模式：企业注册地在山东烟台龙口，核心研发与制造能力却深植于苏州工业园区，市值增长同时反哺着两座相距千里的城市。

　　这家企业的前身，是1987年由37岁的王伟修在龙口创办的振华电工专用设备厂，2005年改制为中际装备，2012年登陆创业板后一度业务停滞、濒临边缘化。转折发生在2016至2017年间，已经66岁的王伟修以28亿元收购苏州旭创科技，这一收购金额约为中际装备当时总资产的5倍，堪称“蛇吞象”。苏州旭创由佐治亚理工光电工程博士、曾任职朗讯与Opnext的刘圣于2008年创立，2011年40G光模块产品通过谷歌认证，2014年获谷歌资本（Google Capital）与光速创投3800万美元投资，这是谷歌资本首次投资中国企业。因担心中概股波动与做空压力，苏州旭创放弃海外上市计划，转而通过反向收购中际装备回归A股。收购完成后，刘圣执掌日常经营，王伟修退居战略层面，公司于2021年彻底剥离原有电工设备业务，全面转型光模块赛道。

　　此后的增长曲线极为陡峭：营业收入从2021年76.95亿元，跃升至2025年382.4亿元；归母净利润则从2021年8.77亿元，一路攀升至2025年107.97亿元。进入2026年，增势不减：一季度营收194.96亿元，同比增长192.12%，归母净利润57.35亿元，同比增长262.28%。

　　资本市场随之给出高度定价：2026年4月下旬，公司市值突破1万亿元，从千亿到万亿仅用两年十个月；6月下旬一度冲高至历史新高，突破1.5万亿元，成为继贵州茅台、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之后又一家持续跨越万亿市值的公司，摩根士丹利、阿布扎比投资局、淡马锡等国际长线资金持续加仓。

　　这一市值跃升对苏州与烟台两座城市的意义同样深远：作为核心业务主体，苏州旭创2025年贡献营收364.47亿元，占公司总营收95%以上，带动天孚通信、新易盛等一批本地上下游企业成长，成为苏州规上工业总产值迈向5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而在烟台龙口，王伟修通过直接及一致行动人持股17.47%，持股市值超1700亿元，成为烟台首富、山东新首富。中际旭创等市值超千亿元企业更是构成山东全省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中坚力量。

　　这两座城市、这一家企业的关系，也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在资本时代，“总部经济”与“产业经济”未必重合，一家上市公司真正的城市贡献，需要用证券化率、产业带动、税收结构等多维指标综合衡量，而不能简单以注册地一概而论。

　　三、证券化率：重塑地方财政模式的新变量

　　证券化率，区域上市公司总市值与区域GDP之比，正在成为衡量一座城市资本市场发育水平的核心指标。清华大学全球证券市场研究院（清华证券研究院）、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团队（市值研究团队）通过研究，系统提出了这一指标的分析框架，并据此将当前中国城市的证券化率划分为三级梯队格局：以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因茅台效应而独树一帜的遵义（证券化率约400%）为代表的第一梯队，普遍超过150%；以苏州、佛山、杭州等为代表的第二梯队，介于80%至150%之间；广大中西部地区城市则多数处于80%以下的第三梯队。

　　证券化率的提升，对地方财政模式的重塑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是税基结构的优化：上市公司普遍治理规范、纳税透明，其贡献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尤其是股权激励相关税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相较于依赖土地出让金的传统财政模式，抗周期能力更强。其二是财富效应的外溢：一家高市值企业的员工持股、股权激励计划，会将资本市场的财富增长直接转化为本地居民的消费能力与购买力，进而拉动区域消费、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其三，也是更具战略意义的一点，是融资功能的杠杆化：一座城市证券化率越高，意味着其企业整体通过资本市场获取直接融资的能力越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不依赖财政兜底的资金来源。

　　正因如此，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将提升证券化率纳入区域发展的核心考核指标体系。这一提升路径可以概括为“三级火箭”：一是增量培育，即通过上市后备库建设、“专精特新”培育计划，扩大拟上市企业储备；二是存量优化，即推动已上市企业通过再融资、并购重组做优做强，避免“上市即巅峰”；三是变量激活，即通过市值管理考核、股权激励等机制，充分释放现有上市公司的市值增长潜力。山东提出的上市培育“十百千”计划、全省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大会确立的“每年新增20家上市公司、到2028年末上市公司总数达到500家”等目标，正是这一逻辑的具体实践。

　　四、地方政府的角色重构：“四位一体”而非“越俎代庖”

　　面对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这一相对专业、市场化程度极高的领域，地方政府究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答案是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地方政府应当立足“服务者、协调者、引导者、守护者”四位一体的定位，实现有效介入而非直接干预。

　　服务者：地方政府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营商环境与要素供给上，从企业改制上市的前期辅导、绿色通道服务，到上市后的政策衔接、人才落户、土地要素保障，做实做细“店小二”式服务，而不是替代中介机构或企业管理层作出专业判断。

　　协调者：一家上市公司的成长，往往涉及产业链上下游、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多方主体，地方政府具备统筹协调能力，可以在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搭建桥梁、在产业链招商中引导上下游企业向核心企业周边聚集，发挥市场自身难以完成的资源整合功能。

　　引导者：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科创基金、并购基金等市场化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投向重点产业和优质企业，同时通过上市培育专项政策、市值管理考核指引等制度设计，为企业提供清晰的政策预期，而非直接下场干预企业股价或经营决策。

　　守护者：维护区域资本市场生态的健康与稳定，包括防范上市公司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风险，加强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监督考核，防止国有资产在资本运作中流失，也包括在企业遭遇恶意做空、舆情冲击时，依法依规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澄清。

　　四种角色相辅相成，共同勾勒出地方政府在市值管理时代应有的姿态：既要有所作为、主动服务，又要恪守边界、尊重市场规律。地方政府需要协同专业的市值管理团队，全方位助力培育上市公司、促进上市公司市值高质量增长。

　　五、“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值管理中的地方边界意识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地方政府参与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原则。

　　“有所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考核机制，将市值表现、投资者回报、信息披露质量等纳入国有企业负责人考核体系，这与国务院国资委相关政策精神一脉相承；二是为民营上市公司提供公平普惠的政策支持，避免“抓大放小”、厚此薄彼；三是为区域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必要资源，包括投资者教育、上市公司培训、产学研对接平台等公共产品供给。

　　“有所不为”同样重要：地方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股价形成机制，不应以行政手段要求企业进行市值管理式的股份回购或分红安排，不应将招商引资的思维简单移植到资本市场培育中，以补贴换取企业“做高市值”的短期配合，更不能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考核中，将短期股价波动简单等同于经营业绩，从而诱导企业管理层的短视行为。市值是企业内在价值的市场反映，其根本决定因素始终是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与真实盈利能力，任何脱离基本面的“市值工程”，终将被市场纠偏。

　　此外，应因地制宜协同上市公司推进“全员市值战略”，围绕《市值战略：打造千亿市值企业》中的市值战略运营体系，即价值基础、价值创造、价值传播、价值运营，把握合法合规底线，综合施策，助力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和价值增长。地方应同时具备边界意识，这本质上是对资本市场规律的尊重，也是对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政策精神的准确把握。

　　六、地方发展的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随着新“国九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持续落地，以及山东等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深入推进，可以预见，“以上市公司培育带动产业集聚、以证券化率提升重塑财政结构”的发展逻辑，将在更多城市得到复制与深化。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也需从传统的招商引资部门，协同外部专业力量，逐步向兼具产业研究、资本市场服务、国资监管能力的复合型治理主体转型。

　　与此同时，也应对潜在风险保持清醒认知。一方面，部分城市需警惕盲目追逐“明星企业效应”，在缺乏产业基础支撑的情况下，简单复制其他城市的招商话术与政策工具，造成新一轮同质化竞争与资源浪费；另一方面，龙头企业自身的客户集中度风险同样值得地方政府关注，比如，单一大客户贡献其营收比重接近六成，前五大客户占比一度超过七成，这种结构性依赖一旦遭遇下游需求波动或技术路线切换，将直接传导至企业乃至区域产业链的稳定性，地方政府在享受“一股兴一业”红利的同时，也应协助企业构建更为多元、韧性更强的客户与技术布局，而非简单沉溺于市值增长的表面繁荣。

　　从宁德到苏州，从烟台到全国，“一股兴一业，一业兴一城”的故事仍在续写。这既是市值时代赋予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也对地方政府的治理智慧提出了新的考验：唯有厘清角色边界、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全员市值战略”，才能真正让资本市场的力量，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作者迟永胜系市值管理领域资深研究者，清华大学全球证券市场研究院院长助理，清华大学全球证券市场研究院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ESG研究负责人，高级工程师，《市值战略：打造千亿市值企业》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