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163.99，创下40年来新低。面对日元持续失守的危局，美日两国央行打破多年惯例，联合实施外汇干预。此次行动标志着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两国首度携手直接入市支撑日元汇价。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涂永红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指出，此次美日联合入市托举日元，是在日美利差较大、日本基本面不理想的情况下进行的。相较以往，本次美日联合干预有三大特点：
一是干预力度大。日本7月30、31日连续两天大规模买入日元，其中，7月30日购买8.45万亿日元（约528亿美元），创下单日干预最大规模的记录。与此同时，美联储也在外汇市场上出售欧元、买入日元，交易金额约为50亿-100亿美元。
二是划定政策防线。日美双方共同向市场传达明确信号，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联合行动，阻止日元贬值突破政策防线，其震慑效果非常明显，将日元汇率快速从164提升至155，提升幅度达到5%左右。
三是建立获取美元的新机制——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FIMA工具），方便日本政府以美债为抵押、无需抛售美债来获取美元进行干预，有效避免了推高美国长期利率。
涂永红进一步指出，本轮日元贬值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经济基本面疲弱、贸易收支恶化、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及地缘风险升温等多重压力相互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美国出手干预，更多是基于自身贸易利益与稳定美债收益率的考量。
她表示，日元大幅贬值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美国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日本对美出口依旧强劲，美国对日顺差不减反增。美国干预日元的另一目的是稳定美债市场——日本是美债最大持有国，之前因干预汇率已大量减持美债，推高了美债收益率，美国帮日本稳定日元，就能阻止其继续减持美债。
对于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指认“日元似乎被严重低估”的说法，涂永红认为，日元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不是“被严重低估”。她指出，日本货物贸易虽连年逆差，但凭借庞大的海外投资收益，经常项目收支依然保持顺差，且顺差占GDP比重远超3%的国际均衡水平——这是美国认为日元被低估的主要依据。但这一顺差格局并不稳固，一旦战争或金融危机爆发，海外投资收益会大幅缩水，经常账户顺差可能迅速逆转。此外，低利率使日元成为融资货币，而短期投机资金对全球变量高度敏感，导致国际收支在顺逆之间频繁摇摆。
涂永红预计，未来日元对美元汇率将在1美元兑120-160日元之间宽幅震荡。
以下是本次专访实录，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受访嘉宾确认
界面新闻：这一轮日元走软的原因是什么？2025年以来日美利差缩小不少，为何无法阻止日元下跌势头？
涂永红：导致这轮日元贬值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基本面决定的中长期贬值趋势，又有美伊战争、地缘政治冲突产生的短期冲击。
从中长期看，一是日本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2026年日本经济预计增长0.6%，而美国预计增长2.3%。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加之创新动力和人工智能投资不足，日本在未来产业布局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均处于劣势。
二是日本贸易收支持续逆差。今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为1.01万亿日元，已连续5年入不敷出。日元贬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出口商品价格，对出口有所刺激、对进口有所抑制，使得逆差规模逐年收窄。然而，从实体经济的供需层面看，日本外汇长期供不应求，日元仍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
三是低利率环境赋予日元的融资货币属性，使其在市场波动时更容易遭遇抛售压力。今年上半年日本对外证券投资迅猛增长，导致外汇供不应求，日元贬值在所难免。
四是美伊战争迟迟未能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高企的油价对重度依赖石油进口的日本构成显著压力。进口成本的上升不仅可能推升国内通胀，还将削弱出口竞争力，进而对日元形成打压。反观美国，作为石油净出口国，地缘冲突带来的能源与武器出口红利有利于美元走强。这一预期差异进一步强化了做空日元的市场共识，并在跟风交易的推动下加速了日元贬值。
界面新闻：美国这次为什么出手？
涂永红：自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以来，干预日元已成为日本政府的常态。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干预外汇最频繁、次数最多的国家。研究表明，日本政府的外汇干预具有强烈的信号效应，在短期内会改变市场预期，对阻断投机性冲击是有效的。尤其是，在美国政府联手干预的情况下，市场预期转变更快，外汇干预的成效更大。
此次美国政府出手，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可以说是“异床同梦”。尽管美国对日本加征高额关税，旨在缩减逆差并争取选票，但日元大幅贬值有效对冲了关税影响，日本对美出口依旧强劲，美国对日顺差不减反增。为此，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施压，干预汇市推高日元，既为遏制日本出口，也为防止日本因进口成本上升而减少对美国能源和粮食的购买。
美国干预日元的另一重要考量是稳定美债市场。“大而美法案”大幅推高政府赤字，美国需大量发债弥补缺口。而日本持有近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美债的最大买主，此前因干预汇率已累计减持逾千亿美元，推高了美债收益率。帮助日本稳定日元，实则是阻止其继续抛售美债，降低发债成本。
界面新闻：本次美日联合干预汇市和过往有何不同？
涂永红：与以往相比，此次联合干预是在日美利差较大、日本基本面不理想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干预力度大。日本7月30、31日连续两天大规模买入日元，其中，7月30日购买8.45万亿日元（约528亿美元），创下单日干预最大规模的记录。与此同时，美联储也在外汇市场上出售欧元、买入日元，交易金额约为50亿-100亿美元。
二是划定一道政策防线。日美双方共同向市场传达明确的信号，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联合行动，阻止日元贬值突破政策防线，其震慑效果非常明显，将日元汇率快速从164提升至155，提升幅度达到5%左右。
三是建立获取美元的新机制——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FIMA工具），方便日本政府以美债为抵押、无需抛售美债来获取美元进行干预，有效避免了推高美国长期利率。
界面新闻：此次日美联手是广场协议框架的延续，还是标志着新广场协议的诞生？
涂永红：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开启了主要国家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促使美元软着陆、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先河。当时美国里根政府实行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的三高政策，引发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大量资本从日本、欧洲流向美国，投资不足，经济发展缓慢，破局之法是达成联合干预的广场协议，制定汇率目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政府共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卖出美元，买入日元和欧元，通过推高日元、欧元，让美元逐渐走弱。
此次联合干预具有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和目的，而且只有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参与干预，因此不能认为是广场协议框架的延续。在当前贸易版图割裂、地缘政治冲突加剧、AI技术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形势下，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非常重要，有利于消除或降低不确定性，增强经济的韧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国的科创投资、内需比较强劲，经济增长韧性较强，而日本相对较弱，美国盛行自由主义，信仰市场力量，必要时可以偶尔干预外汇市场，但是制度型干预不得人心，因此也缺乏形成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的新的广场协议的必要条件。
界面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称“日元似乎被严重低估”，日元真的被严重低估了吗？后续日元汇率走向如何？
涂永红：从国际收支状况看，日元可能被严重低估了。尽管日本货物出口连续5年出现逆差，但是日本的海外投资规模大、收益高，每年从海外获得的巨额投资收益完全冲抵货物贸易逆差，使其经常项目收支出现盈余，2025年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创历史新高。根据IMF的数据，过去3年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在3.6-4.8%之间，大大超过了3%这一公认的国际收支均衡水平。这是贝森特认为“日元似乎被严重低估”的一大理由。
然而，这样的贸易收支结构存在隐患。日本获得外汇的自主性和稳定性不强，一旦其海外资产因战争、经济金融危机受损，投资收益下降，日本的经常账户顺差就会逆转。此外，日本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日元因而成为融资和套利交易的主要载体，资本项下短期资金流动规模巨大。这些资金对全球经济形势、融资成本、美联储政策及避险情绪高度敏感，导致日本国际收支频繁在顺差与逆差之间摇摆，缺乏稳定的供求基础。为应对由此带来的资本市场剧烈波动，日本需保有较高的外汇储备。
综合来看，日元当前存在一定低估，但程度有限，并非严重低估。预计未来日元汇率将在120-160的宽幅区间内震荡运行。
界面新闻：在部分观察人士看来，日元之困不单是美日利差的问题，实则是“安倍经济学”极度宽松政策长期发酵后的必然反噬。您怎么看？如何反思“安倍经济学”？
涂永红：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不久推出了以“三支箭”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即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其中，“第一支箭”是实施量化质化宽松政策，设定2%的通胀目标，通过大规模货币供给推动日元贬值，进而提振日本出口。日元大幅贬值在短期内刺激了出口，提升了大型企业盈利，失业率也有所下降。这也是“安倍经济学”在实施初期获得较高评价，其货币宽松框架被后续政府基本延续的重要原因。
但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日本当下面临的挑战与安倍时期大不相同。目前，日本亟需解决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不足、海外资产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健、区域经济协调等问题。鉴于经常项目顺差主要依靠海外投资，低估日元显然不利于扩大对外投资，还会使海外投资收益面临较高的汇率风险，因此，不能继续推行日元贬值政策。
此外，长期宽松的财政政策使日本公共债务规模居发达国家之首，削弱了市场对其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对日元币值稳定构成压力。在结构性改革中，外资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上升，强化了日本股市与欧美市场的联动性，也使日元更易受投机资本冲击，股价和汇率波动加剧，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日本的教训提醒我们，宏观政策需兼顾短期与中长期利益，在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时把握节奏与力度，避免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同时，应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为抓手，有序扩大海外投资，获取更高回报，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