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8月12日讯 油价上涨的影响正在从加油站进一步传导至玉米、大豆、糖和植物油市场。

　　高盛在最新发布的生物燃料专题报告中指出，随着全球生物燃料产业扩张，以及各国不断提高强制掺混比例，越来越多农作物正从食品和饲料用途转向燃料生产，能源价格因而成为农产品定价中日益重要的变量。

　　该行预计，2026年全球生物燃料产量将达到约350万桶/日，其中约95%用于交通运输，美国、巴西和欧盟合计贡献全球约80%的产量。

（全球生物燃料产量快速扩张，美国、巴西和欧盟成为主要生产力量，预计2026年总产量升至约350万桶/日）

　　2026年上半年油价上涨已经提振生物燃料需求，而能源多元化和支持农业收入等政策目标，可能推动更多国家继续提高生物燃料掺混要求。

　　农产品“能源属性”持续增强

　　生物燃料与农业市场的联系，首先来自原料端。

　　目前最主要的生物燃料包括乙醇、生物柴油和可再生柴油。乙醇主要以玉米和甘蔗为原料，与汽油混合使用；生物柴油则主要来自大豆油、棕榈油和菜籽油等植物油；可再生柴油更多采用废弃油脂和废弃食用油生产，并可直接替代传统柴油。

　　不同国家的农业资源禀赋由此决定了各自的产业结构：美国以玉米乙醇为主，巴西主要生产甘蔗和玉米乙醇，印度尼西亚集中发展棕榈油生物柴油，欧洲则以菜籽油生物柴油为主。

　　由于生物燃料通常就近加工，同时各国强制掺混制度要求大量产品在本地消费，全球生物燃料贸易规模相对有限，各地区生产量与消费量大致接近。2024年，乙醇约占全球生物燃料消费的60%。

　　这种结构正在改变部分农产品的需求构成。以美国为例，用于生物燃料的大豆油占国内大豆油消费的比例已从2020年的约40%升至2026年的约55%。这意味着，美国超过一半的大豆油需求已经直接受到能源政策和燃料市场影响。

（美国大豆油消费结构正在变化，生物燃料需求快速增长，2026年占比预计升至约一半以上）

　　从传统农业市场来看，天气、种植面积、单产、库存以及食品和饲料消费长期是农产品价格的主要变量。而当相当一部分农作物进入能源体系后，原油价格和燃料政策实际上增加了新的需求来源，使部分农产品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能源属性”。

　　政策成为核心推手

　　高盛指出，如果完全依赖市场竞争，由于生产成本较高、能源密度较低，许多生物燃料并不一定能够与传统石油产品竞争。

　　因此，政府强制掺混政策是全球生物燃料需求最重要的支撑力量之一。通过规定最低消费量，政府实际上为生物燃料建立了一道需求“底线”，背后的政策目标包括提升能源安全、推动能源多元化以及支持农业收入。

　　美国和欧洲尤其依赖这一模式，两地几乎全部生物燃料需求来自强制掺混要求，而非消费者根据价格主动选择。

　　巴西则有所不同：强制掺混约贡献该国乙醇需求的40%—60%，其余需求来自庞大的灵活燃料汽车市场。巴西约85%的新售轻型汽车属于Flex-Fuel车型，可以在汽油、纯乙醇E100或两者的混合燃料之间切换，因此当汽油相对乙醇变贵时，消费者会主动增加乙醇消费

　　各国仍在提高强制掺混比例。巴西近期已将汽油中的乙醇掺混比例提高至32%，即E32；印尼则将棕榈油生物柴油掺混比例提高至50%，即B50。这类政策会直接增加甘蔗、玉米和棕榈油需求，将更多农产品从食品和饲料市场吸收到燃料市场。

　　美国RIN机制进一步打通能源与农业价格传导

　　美国的可再生燃料信用体系，则进一步将能源政策与农产品价格连接起来。

　　根据美国制度，每生产一加仑符合要求的可再生燃料，就会生成一个可交易的RIN（可再生燃料识别码）。美国环保署每年制定RVO，即可再生燃料义务量，炼油商和燃料进口商必须提交相应数量的RIN证明完成掺混义务；如果自身掺混量不足，就需要从其他企业购买RIN。

　　当政府提高强制掺混量时，RIN需求增加；而当农产品供应紧张导致生物燃料产量下降时，RIN供应减少。这两种情况都会推高RIN价格，提高炼油商使用生物燃料的经济激励。

　　高盛数据显示，美国生物柴油RIN价格与大豆油价格存在明显相关性，反映出能源政策能够通过信用市场向农业原料价格传导。

　　这一机制还在进一步强化。过去，美国部分小型炼油厂可获得掺混义务豁免，而被豁免的量通常不会重新分配，因此会削弱实际生物燃料需求。

　　但根据针对2026和2027年的RFS“Set 2”规则，美国政府将2023年至2025年被豁免数量的70%重新分配，目的之一正是维持总体生物燃料需求，并支撑农产品需求和农民收入。

　　巴西提供典型案例：油价上涨如何传导至糖价？

　　巴西甘蔗产业集中体现了“油价—生物燃料—农产品”的传导机制。

　　巴西糖厂可以根据糖和乙醇的相对利润，在两种产品之间调整甘蔗用途。不过，高盛指出，受结晶和干燥设备产能限制，糖产量通常最多只能占甘蔗压榨量约50%，剩余无法储存的甘蔗汁需要用于发酵生产乙醇。

　　2018/19年度，全球糖供应过剩压低糖价，促使巴西糖厂提高乙醇产量。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后油价走高，乙醇价格相对糖价的吸引力重新上升，糖厂再次将更多甘蔗转向乙醇。

　　这意味着原油上涨不只是推升交通燃料成本，还可能通过提高乙醇利润改变甘蔗用途，压缩制糖原料供应，最终影响全球糖价。类似逻辑同样适用于玉米、大豆油和棕榈油。

　　“掺混墙”限制长期增长，但农产品价格底部或得到支撑

　　不过，生物燃料需求并非能够无限增长。高盛将其主要约束概括为“掺混墙”（blend wall），即现有发动机、车辆和燃料基础设施能够吸收的最高生物燃料比例。

　　这一限制在巴西和印尼尤其突出，两国当前掺混比例已经接近部分技术上限。乙醇比例超过发动机认证标准可能造成设备损害，而生物柴油在低温条件下可能凝胶化并堵塞燃油系统。

　　美国和欧洲的限制则更多来自燃料质量标准和车辆认证制度，目前政策规定的上限甚至低于部分现代发动机和基础设施实际能够承受的水平，因此未来仍存在通过修改标准提高掺混比例的空间。

　　从农产品价格角度看，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供给反应速度。

　　一个作物年度内，玉米、大豆、甘蔗等原料供应基本已经确定，而新建加工产能也需要时间。

　　因此，当油价上涨或政府提高掺混比例突然增加生物燃料需求时，农业供给很难同步扩张，只能加剧食品、饲料和燃料之间对有限农产品的竞争，从而对价格形成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