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海璐，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在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持续扩张、资本约束趋紧和净息差收窄的背景下，信贷资产证券化在优化资产结构、释放资本和提升流动性方面的功能值得重新审视，多项政策已将其纳入盘活信贷存量、改善重点领域融资供给的框架。自2012年业务重启以来，中国市场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品种日益丰富，但在标准化水平、二级市场流动性和资本释放效率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本文从“盘存量、释资本、疏流转”的视角对比国内外差异，重估信贷资产证券化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功能与价值。

　　一、立足政策支撑与市场生态，识别中外信贷资产证券化差异

　　各国证券化路径与其住房金融制度、贷款流转安排和投资者基础密切相关。美国证券化产品已是其债券市场中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品种，特色品种包括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担保贷款凭证（CLO）。MBS以机构增信和标准化交易支撑市场扩张，2025年发行1.9万亿美元，其中“两房”发起或吉利美担保的机构类产品占1.8万亿美元，90%的机构类交易通过TBA标准化远期市场完成，便于银行放贷时锁定价格、管理利率风险。CLO则依托贷款流转和主动管理，存量的八至九成由管理人在贷款流转市场买卖广泛银团贷款形成，证券的原始AAA评级档迄今未发生违约。欧洲MBS主要由私人部门发行，此外还发展出资产担保债券和留置证券化等特色产品及结构，后者指发起机构将所发证券留在表内、充当向央行回购融资的抵押品，近两年占比约四成。日本由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购买私人部门抵押贷款打包发行MBS或提供担保，2024年购物信贷ABS首次成为第一大发行品种。

　　证券化能否从单笔交易延展为可持续的市场安排，配套条件至关重要，成熟市场有五点共性。一是政府性机构在住房、中小企业贷款等公共政策属性强、分散度高的领域提供增信，将公共信用嵌入证券化流程。二是流动性支持完备，美联储将MBS作为公开市场操作中仅次于国债的标的，欧洲央行将合格证券化产品纳入抵押品框架。三是公司贷款流转市场与CLO相辅相成，银团贷款标准化程度高、可拆分转让、披露充分，2023年CLO购买了美国接近70%的机构杠杆贷款。四是银行多以贷款转让方而非发起机构身份参与，不承担发起人风险自持义务，并可配置低资本占用的高评级档，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五是投资者分层多元，优先、夹层、劣后各档对应不同风险偏好的机构，扩大资金来源并优化风险定价。

　　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历经试点探索（2005—2015年）、快速发展（2016—2021年）和结构分化（2022年至今）三个阶段，当前发行以个人汽车贷款、不良贷款和微小企业贷款为主。对照国际市场，约束集中于四点：公司贷款无法拆分入池、资产集中度过高；对公贷款流转市场及配套披露、估值体系尚未建立；投资者类型相对单一、以银行为主，二级市场交易不活跃；银行直接发起须履行风险自留义务，资本释放效率弱于贷款直接转让。

　　二、聚焦资本占用与表内优化，重估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的价值

　　证券化重构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动态结构，对银行的价值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降资本。转出高资本占用资产可实现资本节约与风险转移，即使作为发起机构，按新资本管理办法以最低比例垂直自持各档的5%，在满足出表和重大信用风险转移条件下，可释放原贷款95%的资本占用，资本补充压力增大使该功能愈显重要。二是调结构。期限、收益、风险不匹配或用途不符合政策导向的非优质贷款快速出表，可为新增高质量贷款腾挪空间；中长期信贷资产转化为可流通证券，可缓解“短存长贷”的期限错配。三是扩融资。转出原本缺乏流动性的贷款实现现金回流，正常类贷款证券化AAA优先档发行利率在部分样本中已接近同期限同业存单，在金融脱媒持续、存款稳定性下降之际尤具价值。四是促转型。银行以贷款服务、托管、主承销商等角色获取非息收入，将交易理念引入信贷经营，并推动资本市场定价成为新发贷款定价参考，畅通利率传导。

　　证券化的功能随信贷周期分化。扩张期银行的核心动机是盘活存量、释放风险资本以支持新增投放，出表资产以住房抵押、对公、消费及普惠等正常类贷款为主，固收类机构配置意愿强，打通“存量盘活—规模／资本释放—新增投放”的传导链条。收缩期正常类贷款出表动力下降，证券化转向资产质量管控与风险出清，以不良贷款证券化实现批量风险资产出表，投资者转向具备风险处置能力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私募基金；相较直接核销，不良资产证券化可实现部分资金回流，减轻对银行利润和资本的冲击。

　　三、借鉴与启示

　　中国可从完善市场基础设施、优化产品供给、强化银行经营能力入手，稳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高质量发展。国际经验中可转化者有三：政府性机构提供增信与流动性支持、贷款流转市场与证券化市场协同发展、银行经营模式向资产交易与综合服务转型。

　　市场建设可从三方面推进。一是加强监管协调，完善考核与统计评价导向，提高信贷发放量、资本回报率、资金周转效率等指标权重；探索政府性机构或政策性平台对房贷、普惠贷款等资产的差异化增信，增信应有边界、有定价、有约束，防止泛化为隐性兜底；鼓励理财、基金、保险、养老金及外资机构参与，完善估值定价、风险资本计量等配套规则。二是探索主动管理型CLO，公司贷款资本占用高、出表必要性强，CLO可联通信贷与资本市场、以市场化方式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其发展需要扩大银团贷款规模、健全贷款流转机制，并允许银团贷款入池切分、提高逐笔披露程度。三是加强二级市场建设，扩大高等级ABS在回购和央行合格抵押品框架中的使用便利度，培育做市双边报价，并探索标准化远期交易，使发起机构更早锁定价格。

　　商业银行自身则应从持有贷款转向经营资产、设计产品和输出服务：树立资产经营交易理念，推动定位由贷款“持有者”转向“交易商+服务商”，将经营模式从以息差收入为主逐步转向以交易型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为主；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创新产品供给，并按投资者风险收益偏好完善产品设计；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升资产筛选、定价与风控的精准度，完善业务全流程管理。

　　原文出自：王海璐．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功能重估——基于盘存量、释资本、疏流转的视角 [J].金融市场研究，2026(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