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名山大川，不设门票围墙。坐落于陕西关中渭北的袁家村被誉为“中国乡村旅游第一村”，全村仅62户286名村民，却创下令全国多数文旅项目难以企及的发展成绩——2025年，这座地处陕西关中渭北的村落全年接待游客1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3亿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达15万元。

　　在全国乡村旅游普遍陷入“千村一面”同质化困局、多数项目昙花一现的背景下，袁家村持续火爆近二十年。谁曾想，二十年前的袁家村还是当地有名的“烂杆村”，一度“点灯没油、耕地没牛、干活选不出头”。虽曾依托村办企业迈入小康行列，却因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产业政策调整，高耗能、高污染的村级小企业陆续关停，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村内仅剩老人与孩童，一度沦为“空心村”。

　　今年8月初，《华夏时报》记者实地走访袁家村所见皆是蓬勃烟火：青石板街巷两侧，油坊、醋坊热气升腾，麻糍匠人挥槌手工制作，空气里交融着油泼辣子的焦香与老陈醋的清酸。麻花店前排队游客蜿蜒曲折，各类特色小吃门店坐满了食客。丸子汤店里，店员一边麻利地舀汤，一边头也不抬地和记者聊起：“我在这儿上班，也是股东，年底拿分红。”语气平淡，但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藏不住的骄傲。

　　袁家村村委会副主任王琪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截至2025年7月底，全村游客接待量已达约720万人次，暑期亲子游、夜间经济拉动效应显著，省外游客占比提升至近六成。

　　当多数乡村文旅项目深陷流量焦虑、留客难题时，这座无先天资源禀赋的普通村落，何以完成从“空心烂杆村”到全国乡村振兴标杆的华丽逆袭？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在村里走了一整天。

　　一部“村景一体”的逆袭三部曲

　　袁家村南门，一副红色楹联赫然入目——“凝心聚力将产业融合发展铺开千里锦，增效赋能看旅游引领乡村振兴四时新”，底色鲜亮，字迹有力，像是对这个村庄过去二十年最好的注脚。

　　袁家村的人都记得，这里曾经是个“点灯没油、耕地没牛、干活选不出头”的“烂杆村”，而袁家村的历史是一部主动破局、持续革新的“改命史”。

　　20世纪70年代，老书记郭裕禄带领村民打井找水，积肥改土，粮棉产量跃居全省前列，一举摘掉贫困帽子；80年代，袁家村抢抓乡镇企业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村办产业，家家户户住进集体统一修建的二层小洋楼，成为陕西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小康村”。90年代末，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村内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小企业陆续关停，产业断层、环境脏乱、劳力外流，村庄一度陷入空心化困境。

　　土生土长的“90后”村干部王琪亲历了村庄的跌宕变迁。他介绍，父辈见证了村庄从农业向工业的仓促转型，彼时村内工厂废墟遍布、环境破败杂乱。真正让袁家村实现根本性蜕变的，是2007年启动的乡村旅游转型建设。

　　接过父亲接力棒的郭占武，确立双核心发展路径：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搭建农民创业平台，破解产业薄弱、村民增收难题；以股份合作为切入点，组建农民合作社，理顺分配机制、筑牢共同富裕根基。

　　发展初期，袁家村深挖关中民俗文化内核，依托村内传统老建筑、老作坊、老物件等新旧文旅资源，立足原生态乡村生活、村民自主经营的核心特色，打造“村景一体”沉浸式民俗体验景区，无围墙、免门票，不刻意雕琢、不刻意造景，游客走在村里，踩的是村民日常走的石板路，闻的是灶台飘出的烟火气。

　　河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李志勇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袁家村在中国乡村振兴版图里最特殊的地方，正在于依靠内生制度的特殊性，“把普通乡土生活本身做成核心文旅产品”，把关中民间饮食、手工作坊、民俗烟火作为核心吸引物；更重要的是主体上坚守农民本位，“多数乡村文旅是外部资本拿地、开发，村民沦为房东或者务工者；而袁家村坚持村集体搭平台、不控股具体产业，产业交给村民、新村民合作社自主经营，原住民不是旁观者，而是股东、经营者、品牌维护者，真正做到发展红利留在本村社群内部。”

　　这种“村景一体”的模式，精准契合了都市游客向往原生态、怀旧乡土的消费需求，快速积累海量客流。但模式短板也逐步凸显：业态单一、以日间美食观光为主，缺乏住宿、夜经济配套，游客多为短途周末一日游，陷入“有流量、没存量”的困境，游客停留时长、二次消费难以提升。

　　2010年前后，袁家村敏锐捕捉到都市休闲度假需求的变化，主动“向夜晚要时间、向业态要增量”。精品客栈、特色酒吧街、艺术长廊相继落地，高空漂流、滑翔伞等沉浸式体验项目投用，彻底打破“乡村旅游仅限日间”的刻板印象。王琪表示，游客停留时间越长，对上下游业态的拉动作用越显著，从一日游向两日游、多日度假游的转型，有效拉升了客单价与游客停留时长，同时吸纳周边大量村民就业增收。

　　记者在现场看到，如今的袁家村已非单纯的“小吃集散地”，而是形成了“白天逛老街、夜间泡酒吧、住宿选客栈”的全时段消费场景。亲子乐园、休闲体验等多元业态全覆盖，实现“一家三代皆可游玩消费”的体验效果。

　　家住西安的张先生驱车一个多小时，带着全家前来游玩。他告诉《华夏时报》记者，算上这次，年仅三岁的儿子都已经第五次到访袁家村。面对记者，张先生道出反复前来的缘由：“很多古镇走一圈，店铺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文创、小吃，逛一次就不想再来。但袁家村不一样，能感受到真实的乡村烟火，作坊都是现做现卖，吃得放心，项目也比较多，一家人老小都能找到乐趣。”

　　在袁家村，像张先生这样的“回头客”不在少数，他们也从游客视角，印证着袁家村区别于批量人造古镇、古村落的市场竞争力。

　　2025年，袁家村全年旅游综合收入13亿元，游客接待量达1100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占比约四成，客源主要覆盖河南、宁夏、甘肃、内蒙古等中西部地区，同时承接大量落地西安的长三角、珠三角过境游客。

　　王琪表示：“从度假游开始发展以后，客栈越来越多，不少有想法有创意的外地年轻人来投资民宿，业态更加多元。客人在袁家村待得越久，对旅游各业态的拉动就越大。”除本村62户286名原住民外，目前全村吸纳就业创业3000余人，2025年末人均年纯收入达15万元。

　　共同富裕背后：一店一品，全民持股

　　走在袁家村小吃街，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几乎没有重样的店铺。从肉夹馍到粉汤羊血，从酸辣粉到老酸奶，每家只卖一种核心产品。“一店一品”制度从根源上杜绝了同质化内卷。而支撑袁家村长久繁荣、实现全村共同富裕的核心，不止独特的经营业态，更是藏在烟火气背后、从实践中摸索完善的利益分配与共建共享机制。

　　记者走访发现，村内几乎所有特色门店外墙，均公示“小吃街合作社社员名单”，详细登记社员信息与股金份额。在袁家村，每一家特色店铺都隶属于专业合作社，全域形成覆盖本村及周边村民的股权网络，实现户户参股、人人受益。“袁家村做旅游没有成熟模式可借鉴，所有制度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摸索完善。”王琪表示，村庄发展始终围绕“全民共富”核心命题，股份合作社模式正是破解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

　　这套创新机制始于2012年。彼时袁家村游客量迅猛增长，传统的作坊式生产早已供不应求，不少经营户想要扩大经营规模。面对发展红利，村干部坚守共富初心，定下核心原则：产业规模可扩容升级，但发展红利必须全民共享，带动全体村民入股参与，让全村共享发展红利。

　　改革初期，股份制模式遭遇双重阻力：成熟经营户不愿出让收益、共享红利，普通村民担心投资风险、不敢入股。有村民向记者回忆，为了推进股份制改革、打通全村共富的通道，村干部全员出动，挨家挨户上门沟通宣讲，耐心讲解入股分红模式和产业发展前景。针对部分村民手头拮据、无力入股的难题，村干部主动帮扶垫付股金，坚决不让一户村民掉队。

　　在全村合力推动下，改革顺利落地，全村每户统一入股1.16万元，陆续成立醋、面粉、豆腐、醪糟等8个股份制合作社。2014年，合作社迎来首次分红，一摞摞崭新的钞票整齐摆满村委会会议室的桌子。有村民仅在酸奶合作社入股一万多元，第一年就拿到了九千多元的分红，丰厚的收益彻底打消了村民的顾虑。

　　历经多年迭代完善，袁家村形成了清晰且公平的分配准则：全民参与、入股自愿、钱少先入、钱多少入、照顾小户、限制大户。村里明确规则，店铺经营者自持股份不超过30%，剩余股份由普通村民、村集体、其他商户共同认购，各合作社之间相互参股、互联互通，真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永强向《华夏时报》记者分析，村集体经济本身并不鲜见，但像袁家村这样将其与旅游产业深度嵌套、并配以精密股权设计的案例，确实少见。袁家村成功的关键，第一是能人带动，第二是规范的组织管理模式，“但最关键的，还是要有强有力的领导、有能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带头人。”王永强认为，袁家村两代党委书记郭裕禄、郭占武父子，就是两代能人的接力，没有他们，袁家村走不到今天。

　　粉条合作社负责人马秋凤的经历，最能印证村民对这套模式的认可：去年新厂房扩股需要600万资金，村民踊跃认购，报名额度高达1.7个亿，超额认购28倍。

　　李志勇指出，袁家村基层自发的制度创新，其精妙之处在于用“基本股、交叉股、调节股”的复合股份合作制，把村民、经营商户、村集体深度绑定成利益共同体，“用股权约束解决恶性竞争、以次充好、贫富分化三大乡村发展顽疾，让质量自律由外部监管转化为内部利益自觉。”

　　袁家村下半场：把“模式”带出去，把“文化”请进来

　　2015年后，袁家村正式启动“进城出省”走出去战略，从单一乡村文旅景区，升级为可复制、可输出的乡村振兴运营IP，实现从“业态输出”到“模式输出”的跨越式发展，跳出传统乡村旅游的发展局限。

　　“进城”方面，袁家村在西安、咸阳、延安、榆林等地开出16家城市体验店，将景区的关中传统小吃与民俗文化融入城市消费场景。所有城市门店均以农民合作社为运营主体，践行“能人带人、普通人投钱”的共富逻辑，让全体村民直接或间接共享品牌红利。

　　城市体验店同时也缓解了景区接待压力，王琪表示，城市店将一两百种小吃精简到二三十种经典品类，方便城市居民就近消费。

　　“出省”方面，袁家村以轻资产模式与各地政府或资本合作——不出资，占有一定技术性股份，从前期规划设计、中期建设施工到后期招商运营提供全流程服务。这种模式下，袁家村不背负重资产包袱，却将管理模式、招商逻辑、利益分配机制复制到异地。王琪告诉记者，目前袁家村合作项目已覆盖青海、河南、山西、江苏、山东、海南、重庆等8个省份，且所有省外项目均实现盈利。

　　袁家村火了之后，文旅圈普遍存在“复刻袁家村”的跟风乱象，“人造古村落”批量上马，大部分又批量沉寂。“很多人来考察，回去就照着修一条街、搬几个业态，然后发现行不通。”在王琪看来，其效仿的只是表象，而非本质。袁家村的成功不是因为某条街、某道小吃，而是一套“在地文化+管理机制”的组合拳——每个省外项目都要深挖当地民俗文化，再套用袁家村的股份合作和动态管理机制。

　　在王琪看来，“进城出省”的探索正验证了袁家村模式的跨地域适应性和可复制性。“袁家村成功的关键在于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激发每个人的能动性，让项目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对于同质化担忧，王琪强调，真正的竞争力在于“活用在地文化”加“套用管理理念”的结合，而非照搬街道与业态的表象。

　　王永强也分析指出，乡村旅游的生命力在于产品与服务创新，单纯照搬模式、复刻业态必然被市场淘汰。袁家村的独特优势，在于独有的关中建筑、特色小吃、手工产业等原生资源，未来唯有持续迭代产品、优化服务，才能持续稳固市场优势。

　　王琪坦言，近年来其“出省”项目发展节奏在深思熟虑后已主动放缓：“打造项目肯定要为当地负责，确保项目能快速实现盈利，并非无休止发展。”

　　就袁家村模式的“可复制性”，李志勇指出，袁家村这套制度属于“能人启动+制度固化”的复合体，存在明显的复制门槛。从可借鉴的层面看，利益共同体逻辑、分配调节机制、村集体的平台定位都具有参考价值；但局限性同样突出：村庄周围是否有足够的客流支撑分红？村民之间是否具备较高的信任基础？更重要的是，这套制度是“市场逻辑+公平调节”的混合体，需要村集体具备极强的治理能力——既要懂市场运营，又要平衡人情与规则，对村两委综合能力要求很高。此外，小共同体更容易达成共识，大行政村利益多元，很难执行相关制度。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复制袁家村”的浪潮中，大部分项目仅学到表象，却难以再现其灵魂。

　　袁家村的样本意义在于：它证明了一个没有特殊资源的普通村庄，可以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件事，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的路。2025年，袁家村农产品年销售额超5亿元，带动周边万余农民增收。

　　面向第三个十年，袁家村能否延续其成功模式？李志勇认为，其长效发展面临治理代际、股权共同体的维系、外部市场冲击三重挑战：一是能人代际更替的风险——目前这套制度最初是靠核心带头人强力推动建立，很多是与市场不一致的规则（抽肥补瘦、限制大户股权），高度依赖支部的公信力约束。一旦完成带头人代际交接，如果带头人对市场不熟悉、公信力不高，大户可能会产生突破股权上限的诉求，分配调节机制容易松动，利益纽带就会弱化；二是原住民与新村民的利益平衡矛盾——早期新村民是被平台吸引的创业者，部分参与入股。随着产业做大，经营大户资本实力增强，而原住民人口少、资本有限，如何持续保障本村村民的权益，是长期考验；三是旅游需求的变化与业态老化风险。

　　针对未来发展，王永强建议，宏观形势虽然对旅游需求有一定影响，但居民消费能力仍有基础，关键在于如何有效释放消费需求。“核心落脚点在于产品与服务创新，要思考如何将关中文化与特色物产以新颖的表达形式进行转化，打造全新的消费卖点与兴趣触点，以此吸引游客。形式要为内容服务，切忌盲目追求形式创新，真正做到让城市游客产生兴趣、愿意到访、乐于消费。”

　　这个曾经的“烂杆村”，用一种朴素的办法——把日子过成风景，让村民成为主角——回答了那个被反复追问的问题：乡村旅游，什么才能真正留住人？答案或许不在某一条街、某一碗面里，而藏在共建共享的制度深处，藏在每一个普通村民的分红账本里，也藏在袁家村能否顺利完成代际交接、持续平衡多方利益、坚持产品业态创新的未来回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