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国4.7%的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突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全球经济预期增速至3.0%，但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上半年经济数据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如何准确把握我国经济运行总体态势？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进一步增强高质量发展的韧性与活力，需从哪些方面着力？本期“对话经济学家”邀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围绕这些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从3.6万亿元看动能之变
多项指标显示，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向新向优发展态势，GDP增量为近5年同期最大，这一增量从何而来？
杨志勇：GDP增量来自国民经济各领域。与去年上半年相比，我国GDP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GDP为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7%、3.9%和5.2%，占GDP比重分别为4.5%、36%和59.5%。可见，GDP增量来自第三产业的最多，第一产业绝对值小且增速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
GDP增量超四成来自新动能。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快速成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6.9%，其中“新三样”、集成电路出口分别增长46.1%、88.7%；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构成的“新新三样”迅猛发展。从服装、家具、家电“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的变化，说明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从成本、规模更多转向绿色、技术和系统集成。“新新三样”的成长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的技术引领成分显著加强，向新向优态势得到确认。
中国经济含“新”量不断提升，但是“喜新不厌旧”。新动能和旧动能是共同发展的，无论是“新三样”还是“新新三样”，都离不开传统制造业。可以说，传统制造业为“新三样”“新新三样”的成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传统产业是我国产业体系的基础，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土壤。在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同时，不能忽视传统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要推动新动能和旧动能形成合力。
相对于新动能的亮眼表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同比下降5.7%，这是否意味着投资活力下降了？
杨志勇：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有着密切关系，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7%。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4%，制造业投资下降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0.9%，第二产业投资下降1.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8.4%。民间投资同比下降8.5%，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4.9%。
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说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有待加强，但并不意味着投资活力下降。我国经济一定程度上呈现结构性分化特征，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3.3%、8.1%、15.5%，说明在这些领域投资活力很强。
同时也要看到，新旧动能转换本身就意味着行业此消彼长，新兴行业快速发展，部分传统行业转型压力加大。但传统行业不会因此而全面萎缩，经受住考验的传统行业，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要一分为二看待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在市场有效运行的领域，从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低效无效投资的减少反而是好事。有的地方想着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但却造成低效无效投资，这样的投资增加是坏事。而有的地方不盲目进行投资，既减少了资金浪费，又提高了资金效率，有利于政府集中财力办大事，更加聚焦重点领域的投入。
此外，对于市场投资来说，路径也在发生变化。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各经营主体由于自身条件不一，应对措施也不一样，有些还在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对此，可以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通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投资活力。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潜力大、投资空间足，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释放市场潜能，进一步增强投资活力。
新旧动能平稳转换筑经济之基
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不同行业出现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杨志勇：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本身就是不同行业分化的过程，技术进步是主要原因。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技术进步会带来生产率的提升、经济结构的变化，根本性技术进步往往带来较为剧烈的经济结构变化，一般性技术进步只是在边际上对某些行业进行改造，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较小。随着技术积累加深，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实现升级，首先是工业经济比重增加，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服务业地位随之上升，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往往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占比超过工业。当前，我国第二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仍然较大，第三产业地位稳步提升，从数据上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我国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就是适应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作出的选择。
行业分化意味着不同行业会有不一样的演变结果，有的行业被替代，有的行业抓住机遇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下降，越是发达国家，农业占比越低，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没有变。技术进步带来工业生产率的提升，也有类似结果，但工业占比仍远高于农业。对于大国经济体而言，市场越大，分工效率越高，推动经济循环更加畅通，同时要注意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行业分化背景下，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保持经济稳定。经济稳定和行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行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同一行业不同企业所面对的挑战也不一样，如何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都是值得关注的，要尽可能减少转型升级可能引发的经济波动，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中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稳住就业基本盘。行业转型升级意味着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在发生变化，甚至有些岗位不再提供，但同时新就业机会也大量涌现。对于政府来说，推动就业优先政策有效落实，要在提高劳动力素质上下功夫，创造更多培训机会，让大家更快适应这种转变。稳就业、稳企业密切相关，企业稳定经营，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稳市场、稳预期也是一样的道理，市场稳定运行，企业对未来发展有信心，敢投资、愿投资，就业机会就会更加充分。与此同时，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作用，让更多的人没有后顾之忧。
破解结构性矛盾迎消费之活
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与消费回落形成强烈对比。比如，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为近3年首次月度负增长。对此，您怎么看？
杨志勇：我国依托完整产业链优势，加快贸易结构转型升级，进出口快速增长。上半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0.9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同比增速达20.1%。外贸表现强劲，进一步说明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重要性。融入国际分工合作，不仅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大空间，也为新兴行业、传统行业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
消费回落与行业转型升级有关。从市场端来看，居民消费结构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与服务并重，提供相应的高品质商品与服务，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体来看，扩大居民消费面临诸多机遇，也遇到一些挑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不高、优质服务供给不足、消费环境不优等问题仍然客观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市场扩容提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还有很大的提质扩容空间，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优化促消费政策，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去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志勇：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但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仍较突出。供强需弱矛盾的突出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供给增速快于需求增速。投资和消费增速慢于工业增速，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7%，均明显低于全部工业增加值5.8%的增速。二是价格总水平低于合理水平。去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与上年持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2.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3.0%，随着价格逐步回升，这一情况已得到改变。三是经济实际增速显著高于名义增速。初步核算，去年GDP为14018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而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仅为3.99%，相差1个多百分点。在统计上，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速，反映的是实物量供给的增长；按现价计算的增速，反映的是货币形态需求的增长。四是产能利用率持续下降。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比上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这一比率的下降表明，受市场需求不足影响，企业的生产能力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状况也随着价格回升得到改变。
供强需弱矛盾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居民消费进入新阶段，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更加注重服务消费。耐用消费品家庭拥有率大幅提升，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空调、移动电话已基本普及，家用汽车、计算机普及率超过或接近50%，居民高品质生活需求不断扩大。目前，传统消费市场已趋于饱和，新消费场景亟待加快培育。另一方面，投资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投资于物的资本回报率逐步降低，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传统基建投资高峰已过，扩大有效投资，要重视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想方设法消除仍然存在的一些束缚民间投资的不合理规定。
分析供强需弱矛盾，还要重视供中的弱、需中的强。解决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要深入思考市场需求是什么。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消费是“吃饱穿暖”，而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内涵更加丰富，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才能更有效提升供需适配性，打开消费新空间。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6月份首次发布，意味着什么？
杨志勇：“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费统计指标。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新指标将商品零售与服务零售相结合，能够更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整体活力。
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发布前，国家统计局长期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情况。“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在商品零售额年均增速超过4.5%的同时，服务零售额年均增长8%以上。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服务零售额增速较同期商品零售额高1.7个百分点。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00715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0%。服务零售额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这一事实，直观地表明我国消费市场正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扩展。
传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主要侧重于实物商品消费，难以完全涵盖教育、医疗、文化、娱乐、旅游等日益庞大的服务消费领域。新指标的发布更全面、更客观地反映了消费市场发展变化情况，将为完善消费政策、拓展消费空间提供重要参考。
指标之外，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备受关注，您如何看这种“温差”？
杨志勇：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存在“温差”，主要是由宏观数据的综合性和微观主体感受的局部性造成。国民经济核算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核算。宏观数据统计的是实际增长（扣除物价因素），通过生产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生产出来就计入GDP。而在需求侧，行业存在差异，个体收入也存在差异，老百姓感受到的是名义增长，供需错配时容易造成“温差”。这是客观存在的统计现象，而非数据问题，要正确看待统计数据自身的局限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让我们看到未来努力的方向，弥合宏观数据与微观主体感受之间的“温差”，让宏观政策转化为老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
加强财政科学管理见治理之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今年政策取向，外界关注宏观政策工具箱里是否有足够空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将如何体现？如何提升政策的整体效能？
杨志勇：今年，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量达10.42万亿元，三个方面均创新高，充分体现财政政策的“更加积极”。
“更加积极”不仅体现在扩大资金规模上，而且体现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上。主要包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资金用于提振消费、投资于人、民生保障；优化政府债券结构，一般债券与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与特别国债安排更加合理；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成为一大亮点。以财政资金为引导，撬动金融资金注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财政和金融资源同向发力。通过精准施策激励各类金融行为，更好适应新场景新模式的需要，更有针对性地引导消费者、投资主体的市场需求，从而提振消费、扩大投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向发力，正形成“1+1>2”的政策效应。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不是单一维度的管理技术改进，而是涵盖零基预算改革、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财会监督、财政数字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对财政工作全流程开展的深层次系统性重塑，对于破解财政紧平衡难题、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但在执行层面，仍存在预算编制与政策目标脱节、绩效约束软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控难度大等深层次问题，使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打了折扣。当前财政运行呈现紧平衡态势，收入承压，支出刚性不减。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挖掘收入增长潜力，需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把该收的资金收上来、把沉睡的资源盘活，将各类政府性资产资源转化为真金白银。在财政收入总量扩张空间有限的条件下，向精细化、科学化财政管理挖掘财力增量，让每一笔财政资金都花出实效、产生价值。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就是要有效解决“钱没花好”的问题，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下更大功夫提升政策效能，聚焦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统筹生财、聚财、用财之道，推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地见效。
以协同之力聚发展之势
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的信心。实现全年经济增长“4.5%—5%”的预期目标，当前有哪些利好因素？经济运行中还面临哪些风险挑战？
杨志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起步有力、开局良好，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超大规模且富有潜力的市场，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具备独特优势。我国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持续完善统计、考核、财税制度，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得到更充分发挥。同时，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时因势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财政宏观调控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为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提供了重要保障。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继续发挥这一制度优势，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扩大开放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保障经济安全提供强有力支撑。
同时，需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比如，要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领域风险。稳定房地产市场，要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探索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又如，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看，我国政府负债率处于合理区间，有较多资源和手段化解债务，但也存在管理不规范、部分地区偿债压力较大等问题。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要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坚决防止新增隐性债务，用时间换空间，健全化债长效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十五五”时期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纲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描绘了新的宏伟蓝图。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中国经济必将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