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换个人去送饭?”不少人这样建议村支书刘春梅。
这些声音,不止来自网友和村民,“领导也会说,作为书记除了送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三个月前,刘春梅所在的陕西省兴平市塔耳村开了大食堂,为村庄上几十名老人提供中午饭。除了十几位来食堂就餐外,剩下的三十多人,都要靠刘春梅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上门。
她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村支书。
在她之前,陕西蓝田县里峪湾村支书庞富强,因为给村内74名留守老人上门送2元爱心餐,在抖音上攒了近百万粉丝。操着陕西方言的一声“晌午饭来了,取碗!”成了他每日视频的标志性开头。
至2025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亿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生活在农村。与城镇相比,农村养老服务的短板明显。
庞富强之后,全国冒出了许多个“送饭书记”,各地也涌现出不少聚焦居家养老的乡村食堂与流动送餐车。
而在火热的乡村助餐运营实践中,操盘手们不得不回答几个问题:钱从哪里来?村干部的本职工作谁来干?助餐模式怎样才能长久……

每天到了午饭时间,西安市蓝田县里峪湾村的老人便攥着钱、端着碗,站在自家门口等着庞富强的红色三轮车来送饭。 王倩摄
为什么村书记非要送饭?
早上9点,陕西蓝田里峪湾村的西瓜开园了。庆祝的礼花刚放完,村支书庞富强笑着招呼客人品尝现摘的西瓜。
来客是兴平市塔尔村村支书刘春梅。一大早,她和村里两委班子成员,开车从一百多公里外赶来。她带了面粉、辣椒等礼物,也准备买西瓜带回去给村里的老人尝尝。但更重要的是,她要向网红书记庞富强取取经。
几个月前,省里组织新任村支书培训。会上反复强调关注老人、儿童的两大民生问题。就在那个会场,刘春梅记住了庞富强的助餐案例。
里峪湾村地处秦岭北麓丘陵地带,8个村民小组散落在南北跨度3公里的狭长山梁上。村庄距离县城20公里,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在家的老人接近300人。
2021年起,庞富强当选担任里峪湾村党支部书记。上任没多久,庞富强就发现,老人们吃饭太敷衍了,“每次看到老人凑合着吃,吃剩饭,我觉得这是我们村最大的困难。”
77岁的庞育才,腿脚不便,儿子都在外打工,女儿住20公里外,只能隔段时间来帮他蒸一锅馒头。他独自在家,做饭有时就是煮一把挂面。有时候下午三四点吃了午饭,晚上那顿就省了。“两个馒头,一碗开水也是一顿。”
像庞育才这样的老人,在里峪湾不是少数。2024年,庞富强尝试在村委会办老年大食堂。但村民居住分散,老人行动不便,不到一周就草草收场。去年8月,庞富强决定换个思路,把饭送到老人家门口。
刚开始三天免费送饭,吃饭的人不多。庞富强和村干部挨个去问,他们才说,是怕在外的儿女没面子。庞富强把免费改成两块钱一碗,老人这才肯接。
庞富强的故事,让刘春梅动了开乡村食堂的心思。和庞富强的初衷一样,村里老人端着剩饭、挂面的碗,刺痛着刘春梅。
但真要做起来,她犹豫了。
“工资又没变,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负担?”刘春梅纠结过,那段时间,心里总有两个人在打架,白天坐在办公室里,“想给大家干点事”,晚上躺在床上又打起退堂鼓,“村里事情本来就多,别给自己找事儿了。”
“可能躺一躺、磨一磨,一届就完了。但咱毕竟是年轻人有想法。”作为一名今年新上任的村支书,刘春梅有干事的热情,最终,白天的那个“想干事”的她赢了。
解决老人的吃饭问题,听起来是一件小事,但要在一个既没有钱、又无人手支撑的村子里把它做成,考验的是一个村支书的决心。

咸阳市兴平市塔耳村村支书刘春梅正在村里的老人送餐。 王倩摄
钱从哪里来
5月15日,塔耳村爱心食堂开业。刘春梅自己垫了2万多元改造食堂,添置厨具、桌椅。村上收到2万多元爱心捐款,用作日常运营。
三袋面粉、一袋土豆、两筐西红柿……村民捐赠的物资被印上红纸,公示在墙。
热闹过后,刘春梅很快就遇到了所有“送饭书记”都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
42岁的刘春梅当过村会计,清楚村里的家底,“村集体收入,只能说够用。”按“75岁以上”“身患疾病的老人”“没有做饭能力的老人”的条件筛选,塔尔村有50人吃饭,每人一顿饭收3元,但每天食堂支出最少接近300元,一个月下来运营下来,要贴补三四千元。
食堂开了两个月,民政部门的拨款还没到账,运营即将进入瓶颈期。虽然有乡贤让刘春梅没钱就去找他,可她心里始终不踏实,“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也不能依靠人家。”
“眼看没米下锅”,有人建议刘春梅把餐费从3块涨到5块。她算了一笔账,放弃了,一个月多出50块钱,很多老人可能就吃不起了。
焦虑的并不只有刘春梅。
自从去年庞富强走红以后,全国200多位村支书来学习过。但很多人渐渐发现,庞富强的模式难以复制。
“真想把我妈送到强强那里去。”今年7月底,蓝田县城一家服装店里,一位女店员聊起庞富强时说。她说自己村上的干部也去学习过,回来说搞不起来,“没有条件”。
“强强的模式,我们学不来。他属于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住了。”陕西宝鸡市陈仓区第三村村支书刘晓明说得直白。
庞富强是少数不缺资金的人。除了担任村支书,他还经营着自己的养殖场。和中国五分之一的村庄一样,里峪湾村没有村集体收入。最开始送饭时,他就打定主意自己补贴,先试一年看看。
在刘晓明看来,庞富强还有独特的优势:他本人做过厨师,家人也能帮忙做饭。庞富强忙不过来时,家人接力送餐,几乎不从村两委借力。
但大多数村支书没有这个条件。

宝鸡市陈仓区慕仪镇第三村食堂场地由村里的戏台改造而来,早上10点出头,戏台上已经坐了十几位老人在等待开餐。 王倩摄
刘晓明所在的第三村,是记者走访中就餐老人最多的村庄。全村4000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1100多位,高峰时有200多人在食堂就餐,少时也100多人。
和里峪湾村强调“把饭送给最需要的人”不同,在第三村,只要备案过的60岁以上老人都能来吃饭。刘晓明考虑的是,村里每年有十几万元集体收入,只要村集体还能承担,就把年龄门槛放低一些。
食堂启动时,村里从民政部门拿到了补贴。每餐4元,老人出2元,民政补贴2元。
但即便这样,刘晓明算过账,一年下来村集体还是要贴补七八万元。食堂雇了三个厨师、三个帮厨,光人员工资一天就要支出300元。“村上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每位村干部也被分到更多工作。有人早上轮流开车去区里的农贸市场买菜,每天中午两人一组在食堂值班,一位在用机器给老人们扫脸,另一位则是维持秩序,防止意外。“不说别的,每天中午看着老人们用餐,就得晚下班1个小时。”刘晓明说。
最初要做食堂,村两委班子也有人反对。刘晓明劝大家,一届五年,总得干点实事。
“爱心餐实在是个麻烦事。”坐在村委会办公室,刘晓明摇摇头。他穿着白衬衫短袖,脸颊比4个月前窄了不少。筹备那一个月里,他整夜愁得睡不着。食品安全怎么办?老人来回路上出了意外怎么办……任何一项担忧,都足以让这个计划停下来。
他自创了一份“就餐协议”,要求老人的子女签字,声明身体状况和路上安全由本人负责。

刘晓明自创的“就餐服务协议”内容包括,“如实告知基础病情”“身体状况自负”“来回交通安全自负”“合理饮食、切勿暴饮暴食”“禁止打包外带”等。 王倩摄
河南省鹤壁市三家村用的则是一种省钱、省力的“互助养老”方式。
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吃饭,不过凡来吃饭的,必须参与做饭,生病或年纪太大的除外。十人一组,每组十天,名单提前公布。要采购的报给村支书张桂芳,她联系超市统一配送。
“如果你有能力,但没为大家服务,不管你是谁,你就不能来吃饭。”张桂芳说。
这套规矩立起来之前,馒头大了小了、饭咸了淡了,吃饭的人总要挑毛病。自从开始轮流做饭,抱怨声反倒少了。在张桂芳看来,食堂从来不只是食堂,“乡村治理中群众参与度越高,矛盾越少。”
食堂启动时,她从慈善基金会拿到了3万元,后续又通过直播筹集了十几万元。一年下来,食堂只承担食材成本。
张桂芳觉得,这种模式,“适合区域化比较集中,人口数在1000人左右的村子”。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吴岭村的长者食堂已经运营了7年,采用的是一种“认本捐息”模式。除了政府每年划拨的两三万元助餐经费,村民和乡贤自愿认捐,金额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吴岭村是侨乡,两轮募捐就筹集到了60多万元善款。
食堂每年捐赠刨除支出后,结余的资金支持村里年轻人创业,收回的利息再反哺食堂运营。已经调任副镇长的前村支书吴应栋说,“食堂基本不需要村财政贴补”,形成了良性循环。
但吴岭村的条件,绝大多数村子不具备。
对大多数“送饭书记”来说,钱的问题始终悬在头顶。有人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解法:流量。
流量是解药吗?
庞富强的流量是天降的。
最开始,他拍送饭视频只是为了让老人们的儿女看。村里很多老人没有智能手机,还有不少人一时接受不了这种方式,他想着拍个视频发到各组微信群,让外地的儿女们知道,村里有送上门的热饭,可以让父母放心去吃。
没想到,第一条视频播放量就超过百万。
现在,他的视频账号保持日更。如果直播带货,在线观看人数能轻松突破1000人。庞富强用直播带货的收入反哺送餐。
“下一个人做,不一定能够有这么大的流量。”鹤壁三家村村支书张桂芳说得直接。要在无数视频创作者中冒出头来,不仅需要吸引人的内容,也需几分运气。庞富强踩中了那个节点。
对于刘春梅来说,流量是希望。村集体拿不出钱,让自己成为那个能变现的流量入口,或许是眼下最现实的选择。
从里峪湾村返回塔耳村的路上,刘春梅和同事一直在讨论,怎样找到村里的流量密码。她不介意别人说她是在模仿,“我们就是向人家学习。”
运营三个月,刘春梅的账号攒了四千多粉丝,但最近的播放量和点赞数据,比账号刚启动时掉了一半还不止。
“我想着依靠网络,但现在靠网络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的希望有多大?不知道。”她清楚,村支书这条自媒体赛道已经很挤了。
有人建议她换个人送餐,她听了些恼火。“现在你做,你就得露面。”孩子高考那几天,她告假陪考,视频数据立刻往下掉。同事打电话催她,说书记再不回来,事情就干不成了。
刘春梅也去过另一个开食堂的村学习,原来的书记开直播时,在线观看有两千人,等他调到镇上换了人,直播间就掉到了四五百人。
她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出镜,让更多人看到她在做的事。身边有人建议,等天气凉快了可以穿正装送饭,但她怕那样显得有距离感,“容错空间不大。”刘春梅说。
时常有村支书给庞富强打电话求助,问为什么自己的流量上不去。他没有太多技巧,只是回说,“把饭做好,有流量没流量,是个闲事。”
但他也承认,自己有养殖场托底,说“闲事”容易。对更多人来说,流量等同于经济效益。
“有的视频、有些内容,自己也会怀疑说要不要发?现在不管了,发!毕竟是等着用这个钱。”刘春梅说。

咸阳市兴平市塔耳村餐厅的爱心捐赠墙。王倩摄
比钱更难解决的
当然,还有许多比钱更难解决的问题。
刚开始送饭的那一阵,刘春梅把所有首饰都收进了盒子,她害怕送饭的视频发出去惹人非议。高温天送饭也不敢穿裙子,担心一条裙子也能挑起网友的评议。她穿上防晒服,把拉链一直拉到脸颊,结果又有人批评她“包得太严实”“为什么不能像强强书记一样”。
更刺耳的,是对动机的揣测。
今年7月的一场直播带货中,评论区有人发问,是谁给庞富强出了“送饭”的好主意,“政治、经济双丰收”。庞富强不屑于争辩,只是说,“欢迎大家都来做这个秀,都做个十年八年的,老人就有人管了。”
其实,对庞富强来说,敢不敢让流量变成钱,曾经也是一件纠结的事。
没有一纸文件明确告诉他,用村支书的身份直播带货、补贴送饭,到底行不行。直到一位记者来采访时,给他翻出2023年民政部等十几个部委联合发布的《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里面写着“鼓励支持村(居)委会组织相关资源和力量,重点解决为行动不便老年人送餐上门问题”,他才吃了定心丸。
即便有了底气,他依然小心。直播时他严格挑选时间。卖民勤蜜瓜的最后一天,他早晚各直播了一场,早上那场,从6点多直播到8点多。“一定得在9点前结束,9点要上班了。 ”
“有好多评论说,把我的视频发到村里的群,被踢出群了。”他明白那些村支书的格局没有这么小,网友的调侃背后是一种微妙的心态:“你去送饭刷存在感,把其他人弄得咋办?”
刘春梅也知道,自己或许给同一个镇的村支书带来压力,尤其是附近的村子。但她不愿想太多。
更大的质疑是“不务正业”。做饭送饭、拍视频,村干部的日常工作什么时候干?庞富强的反问也很直接,“难道整天坐办公室才算上班?服务群众有多种方式。”
张家的羊吃了王家的草,老人和儿女吵了架,两户人家因为院里的树落叶堵了下水道闹别扭……这些小事,在送饭的路上顺手就解决了。庞富强觉得,在送饭路上调解邻里矛盾、宣传政策,比坐在办公室里管用得多,“你老不到村上去,离群众远,怎么发现问题?可能最后矛盾升级到村支书没法解决。”
他还举例,宣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缴费,以往是老大难工作,去年冬天,村里的缴费比例达到了从未有过的98%。庞富强说,以前去解释一些政策,村民总觉得村干部是为了完成任务,现在因为送饭,他们愿意听了。
刘春梅也有同感。强调用水用电安全、留意独居老人身体状况……原来ble>原来要作为专项工作去干,现在送饭过程中全干了,“每天送饭的时候,老人按时到门口坐着等,就证明身体好的。”

夏季天气变化剧烈,送饭时,庞富强会叮嘱老人们留意气象预警通知。 王倩摄
但争议不仅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
开食堂以来,第三村村书记刘晓明发过一次火。有一阵村里传起谣言,说村干部在食堂吃饭不花钱。他在村里党员大会上澄清:村干部值班时吃食堂也交钱,每人4块,必须微信转账留凭证。
庞富强早期也吃过亏。最初,老人接受送饭后,全村人都端着碗来打饭了,连不需要的人都来了。他明白农村是熟人社会,不能硬来,便想了个法子,真正需要吃饭的人,收两块钱,不需要的人,饭照常打,但不收钱。时间一长,蹭饭的人脸上挂不住,渐渐退出。两个礼拜下来,局面理顺了。
如今,庞富强的送餐对象明确锁定为高龄、独居、失能的老人。确定名单有严格流程,村里小组先摸排上报,村委会开会研究,然后公示到各村小组群里。庞富强很清楚,在村里做事,公平公正是底线。一旦失了公允,事情就做不长。
走着瞧
“还打算送多久饭?”这大概是过去一年里庞富强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也是他最不喜欢的一个。
“我可以说准备送五十年,那不还是得一天一天看?没必要。说大话、假话没意思。”他说。
8月13日,陕西宝鸡陈仓区第三村的大食堂开了整整四个月。加卷帘门、装无障碍坡道……食堂亟待改造的事项堆在村支书刘晓明眼前,桩桩件件都要钱。
开起来的食堂,也在推着村庄往前走。
“穷家不好当”,在刘晓明的五年规划里,写了许多做大集体经济的目标,但他知道,仅靠一两届很难完成,需要几届人的持续积累。
在河南鹤壁三家村,老年餐厅的运营只是村书记张桂芳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这些人只占据你服务人群10%,不能分走50%的精力。”
今年,她让老人们自己种菜、种地。十亩地,种花生、红薯、南瓜,张桂芳帮忙找销路,收益再用于食堂,“这样更可持续,并不单单只是依靠某个人或者是某个组织。”

宝鸡市陈仓区慕仪镇第三村的老人们正在排队盛饭。 王倩摄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红艳则提醒,政策模糊期存在风险。“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就会产生一些模糊性。”村干部在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时要注意边界。
2026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以居家养老为基础,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助餐服务”。
庞富强反复掂量过,没拿集体的钱,管了农村的老人,就算事情做得不够好、程序上有些不周全,也绝不至于违法。他给自己打气。
回顾做事的初衷,庞富强说自己根本没想太远,“想复杂了,一顿饭都送不出去。”
“强强有养殖场,有的书记也自己有企业,你啥都没有,怎么运营?”塔耳村餐厅开起来后,不少人觉得刘春梅“自不量力”,没有产业兜底,凭什么学人家送饭。
可刘春梅记住的,恰恰是庞富强说过的那句话,“只有干着,才知道干得下去,还是干不下去”。
事实上,农村养老助餐推进最真实的处境在于,每个村庄的资源禀赋、人才配置千差万别,每种解法都依赖特定条件,没有哪个模板能百分百套用。这些基层的书记们,都是在不确定中,蹚出自己的路。
今年里峪湾种了100亩西瓜,二十多户参与。到了成熟时节,庞富强在镜头里热络地邀请网友来免费吃瓜。“大家不种西瓜,强强可能用不上。一旦种了西瓜,你就得吆喝,得想办法把它卖出去。”庞富强说,村里的西瓜价格定得比市场高一些,“不贵村民挣不了钱,明年就没人干了。”
四月办槐花节时,里峪湾接待了五万多游客,卖饸饹、凉皮的、摆小摊的,家家都挣了钱。村民摘的槐花,十块钱三斤,也都卖了出去。
给老人送饭带来的流量,庞富强还在思考如何用它更好地壮大村集体经济。他理想的状态是,让更多在外的儿女回来,“在村里边有份自己的工作,村里留守老人会更少。”
刘春梅和同事也琢磨出来,但凡她出镜,视频的流量就会更好。她计划着,民政补贴到账后,餐厅起码能再运转半年。这半年,她还得在抖音上努努力。

7月底,里峪湾村西瓜开园时,庞富强带着村民们一起庆祝。 王倩摄
(实习生李大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