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筑牢智慧农业数字底座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当前，智慧农业正在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资源配置和产业形态发生系统性变革，但为其提供核心支撑力的数字底座尚不健全，制约了智慧农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把握“基础设施先行、技术创新驱动、制度保障护航”的逻辑主线，加快筑牢智慧农业的数字底座成为当务之急。

　　夯实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是发展智慧农业的底层架构，主要包括全域覆盖的信息网络、智能感知终端和算力支撑体系等。

　　当前，农业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面临结构性失衡与功能错位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东部发达地区5G覆盖率远超西部丘陵山区，形成“数字鸿沟”强化的马太效应；不同厂商的传感器协议兼容性不足，导致数据采集碎片化；部分地区盲目建设“智慧大棚”，但数据分析系统使用率严重不足等。这些问题本质上反映了基础设施供给与农业实际需求的错配，亟待从技术和制度层面重构供给逻辑。

　　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构建分层分类的基础设施供给体系。国家层面统筹布局农业卫星遥感地面站、国家级农业大数据中心等战略性基础设施；区域层面依托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智能装备共享平台、区域性算力中心；县域层面推进村村通“5G+北斗”工程，重点解决偏远地区网络覆盖难题。借鉴新基建政企合作模式，允许社会资本通过PPP方式参与运营，建立“使用者付费+政府补贴”的成本分摊机制。

　　其次，应建立技术标准与应用场景协同创新机制。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制定智慧农业基础设施技术标准体系，重点规范传感器接口、数据传输协议等关键标准。鼓励科研机构与龙头企业联合开发适配小农户的轻量化设备，通过技术迭代降低使用门槛。

　　再次，应强化基础设施的功能性集成。推动“硬件设施+软件系统+服务平台”一体化建设，落地建设一批智慧茶园、智慧果园、智慧粮田等集成示范场景，创新探索基础设施应用新范式。

　　强化技术创新应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技术创新应用是智慧农业突破传统生产范式、实现质效跃升的核心驱动力。加快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需要科研院校持续推进智慧农业技术模式迭代创新。唯有强化“接地气、低成本、高通量”的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才能为农业高质量发展装上“智慧大脑”。

　　当前，我国智慧农业仍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复合型人才缺乏，农业领域科研人员和生产经营主体普遍欠缺数字技术素养，而数字技术领域人才又普遍欠缺农业生产知识积累，这直接造成了技术解决方案与农业实际需求“两张皮”；技术适用性与场景错配，现有技术多针对大规模园区设计，难以适配我国小农户为主的经营模式，使得智慧农业技术渗透率整体不足；农业大数据体系尚未完善，数据采集分散无序，气象、土壤、动植物等多源数据标准化率不足，这导致目前大数据难以有效支撑农业精准决策与技术应用。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在教育供给层面，打造“新农科+新工科”交叉培养模式，支持农林高校设立智慧农业专业，注重培养农林专业学生在农业数据采集与分析、智能装备原理与应用、作物生长模型构建等方面的专业能力，从源头上加快复合型人才培养。

　　在科技创新层面，强化有组织科研，提高协同创新效率。围绕智慧农业发展需求，组建交叉学科协同创新团队，重点突破农业智能感知与数据采集、农业数据处理与智能决策、农业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等关键技术。推动大模型技术与农艺知识深度融合，加快开发具有农业领域认知和决策能力的垂直大模型。采用“双聘制”打破人才流动壁垒，鼓励高校院所和企业设立跨领域岗位，引导农业专家在科技公司兼任技术顾问，IT工程师在涉农高校院所担任兼职研究员。通过“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场景验证”的创新链条推进，统筹解决技术适配性、系统集成性和商业模式创新问题，推动智慧农业从试验示范向规模化应用跨越。

　　在技术扩散层面，坚持从场景打造到面上推广有序推进。打造符合不同应用场景实际的技术服务包，分类开发适合规模园区的定制化管理软件和适配家庭农场的轻量化管理软件。完善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公益性服务+市场化运营”的智慧农业技术服务模式，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推行托管服务，解决农户“用不起、不会用”的问题。支持条件成熟地区开展农业AI决策系统等新型技术模式先行先试，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完善政策制度保障

　　政策保障是打通生态链路、激活各方动能的“导航仪”，其作用体现在精准引导、资源配置、规则构建、壁垒破除等多个维度。理想的数字生态应具备包容性，通过政策激励和保障，形成智慧农业领域“大主体顶天立地、小农户铺天盖地”的共生格局。

　　数字生态的本质是制度、技术、主体的协同进化系统。其中，制度建设是系统进化的保障。可当前政策制度保障体系并不健全，数据要素产权制度缺位，导致 “数据垄断”与“数据滥用”并存，同时部门间存在数据壁垒，形成“数据孤岛”。

　　优化数字生态，重点需要做好“确权”和“流通”两个关键环节的政策创新工作。一方面，要加快出台数字农业法规。依法依规明确数据采集边界、主体权益分配、技术应用安全等基本规则。在数据产权领域，探索数据资源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所有权的三权分置制度，农户享有原始数据资源权，企业拥有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所有权按贡献分配。通过立法，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既要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又要保障数据安全可控。另一方面，要探索完善农业数据交易市场。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核心，构建“确权清晰、标准统一、平台高效、交易安全”的农业数据交易体系，培育数据服务商、评估机构、安全审计等第三方服务机构。打破数据流通壁垒，形成“数据采集有回报、数据加工有效益、数据使用有价值”的良性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