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豪华汽车巨头奥迪（Audi）发布的半年报，为德国汽车工业的上半年定下了灰暗的基调。

　　财报显示，奥迪2025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25.7亿欧元，同比增长5.3%，但这微弱的增长被利润的断崖式下滑彻底掩盖。上半年，奥迪营业利润暴跌45.2%至10.87亿欧元，税后利润重挫37.5%至13.46亿欧元。核心指标营业利润率更是从去年同期的6.4%腰斩至仅剩3.3%，净现金流也萎缩至9亿欧元（同期为11.3亿欧元）。

　　奥迪的惨淡业绩绝非个例，也代表着整个德国汽车工业在2025年上半年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美国单边加征关税带来的巨额成本冲击，与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所需的巨额投入形成的“双重绞索”，正勒紧这些百年巨头的咽喉。

　　转型成本与关税冲击下的利润崩塌

　　奥迪的业绩滑坡绝非孤立事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带来的直接冲击。自2025年4月起，美国将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关税从2.5%大幅提高至25%，尽管7月27日美欧达成新协议将关税降至15%，但上半年的政策空窗期已造成不可逆的损失。

　　奥迪首席财务官于尔根·里特斯贝格尔坦言，仅美国关税一项就导致公司额外支出超6亿欧元，相当于其上半年营业利润的55%。此外，关税影响不仅限于整车进口成本。上游供应商因美国对钢铝等原材料维持50%的高关税（尽管汽车关税后来有所下调），被迫将成本上涨转嫁给整车厂，进一步挤压了奥迪本已微薄的利润空间。

　　更深层的危机来自内部转型的高昂成本。奥迪正推进“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转型”，这一转型涉及巨额的前期投入：研发新一代纯电平台、智能驾驶技术、软件定义汽车能力、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合作网络等。不过，传统燃油车业务规模在收缩（尤其是受冲击的市场），但固定成本（如工厂、部分供应链）短期内难以同步快速下降，导致分摊成本上升。电动车的规模经济效应尚未完全显现，前期投入巨大而产出相对滞后。

　　为了应对转型成本和提升长期竞争力，奥迪已宣布在2029年底前于德国裁减约7500个工作岗位。这项旨在中期内每年节省10亿欧元成本的重组计划本身也伴随着短期的遣散、重组费用，加剧了当期的利润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销量下滑也加剧了奥迪的经营压力。报告期内，奥迪（含宾利、兰博基尼）全球交付量仅为783531辆，同比下降5.9%。其中，欧洲市场（除德国）销量为231505辆，同比下滑4%；德国本土销量为103273辆，同比微增0.7%，是主要市场中唯一的亮点，可能受益于本土支持政策或特定车型周期。北美（除墨西哥）销量为98712辆，同比下滑9%，美国市场下滑尤为剧烈达到了19.4%，直接受高关税和缺乏本土化生产（相较于宝马、奔驰在美国有工厂）的双重打击。中国市场销量为287600辆，同比暴跌10.2%，这是奥迪全球销量下滑的最主要来源。在业内看来，作为奥迪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占其全球总销量的36.7%），中国市场的失速对奥迪整体业绩具有决定性影响。

　　电动化方面，欧洲（含德国）表现亮眼，在德国本土，奥迪纯电动车销量同比暴涨76.2%至20505辆，显示其电动车产品在欧洲市场接受度提高。而在中国市场，奥迪2025年上半年纯电动车销量仅7897辆，同比暴跌23.5%。这暴露了奥迪（以及整个德国车企）在中国新能源市场的致命弱点，产品力（尤其在智能座舱、智驾、性价比、迭代速度）、品牌认知、销售模式等方面，难以与中国本土造车新势力（如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问界、小米等）以及转型迅速的自主品牌（如吉利、长安、长城等）抗衡。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最卷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掉队，对奥迪的电动化战略是沉重打击。

　　汽车分析师林述成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奥迪的困境本质上是传统豪华车企在电动化转型期遭遇的典型阵痛，但叠加了地缘政治与区域市场结构性变化的双重冲击。首先，美国关税政策调整暴露了奥迪全球化布局的脆弱性，相较于宝马、奔驰在美国设有本土工厂，奥迪仍依赖进口模式，导致其北美市场利润率被政策波动直接击穿。其次，大众集团层面的成本转嫁效应明显，奥迪作为子公司承担了集团转型的部分财务压力，但自身产品矩阵的更新速度未能匹配市场变化。

　　奥迪困境的行业镜像

　　奥迪的困境绝非个案，而是整个德国汽车产业系统性危机的缩影。日前，大众集团（奥迪母公司）发布财报称，受美国关税影响，集团上半年额外成本高达约13亿欧元，直接导致其营业利润同比下滑33%。

　　此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份权威分析报告显示，梅赛德斯-奔驰的汽车业务现金流将从去年的94亿欧元，锐减至30亿欧元，宝马集团现金流也将从48亿欧元降至44亿欧元，大众集团现金流预计从71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这三家德国汽车巨头合计现金流缩水规模可能突破100亿欧元。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的警告一语中的：“新协议只是让情况略有改善，我们仍需承受数十亿欧元的负担。”

　　这种集体承压的根源，在于德国汽车工业的“双轨困境”。一方面，传统优势领域遭遇政策狙击，美国对钢铁、铝材维持50%的高关税，直接推高零部件成本。以大众集团为例，仅原材料成本上涨就吞噬了其3%的利润率。更致命的是，中国本土品牌的崛起正在瓦解德国车企的市场根基。比亚迪、蔚来等企业在20万—40万元价格区间形成密集产品矩阵，其电池技术迭代速度（从CTP到CTC仅用2年）远超奥迪等传统车企的研发周期。

　　另一方面，电动化转型的"时间差"成为致命软肋。德国车企普遍采用“油改电”平台过渡，而中国品牌已实现纯电专属架构量产。这种技术代差在补能体系上尤为明显。截至2025年6月，中国建成超充站120万座，800V高压平台车型占比达45%，而德国仅建成18万座超充站，高压平台车型普及率不足15%。当奥迪还在为400V充电系统匹配焦虑时，中国消费者已将“充电10分钟续航500公里”视为基本配置。

　　这场变革还暴露出德国汽车工业的生态短板。中国新能源产业链已形成“电池-电机-电控”的完整闭环，宁德时代、华为等企业构建的技术标准正在输出全球。反观德国，虽然北伏电池工厂计划2026年投产，但其200GWh的规划产能仅相当于宁德时代2024年的实际出货量。这种产业生态的代际差距，使得德国车企在成本控制、技术迭代等方面陷入被动。

　　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德国汽车产业正在经历痛苦的再平衡。大众集团于2025年5月与国轩高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这一战略投资为双方后续合作奠定了基础。智能化方面，大众集团则向小鹏汽车增资15亿欧元深化技术合作。这些举措标志着德国车企开始放下身段，通过本土化合作弥补短板。但正如穆勒所言：“转型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德国汽车工业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DNA。”在这场关乎存亡的变革中，如何平衡传统制造优势与新兴技术需求，将成为决定德国汽车产业未来命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