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儿也有“国补”了。

　　《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对合法生育3岁以下的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按年发放，每孩每年3600元。

　　同时，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这意味着，3岁以下的婴幼儿最多可领取为期三年、总额1.08万元的育儿补贴。

　　方案同时明确，育儿补贴覆盖所有合法生育的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同时，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且不计入低保、特困等家庭收入认定。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中，一半以上是一孩，将一孩纳入补贴范围能够全面惠及育儿家庭。此外，给一孩发放育儿补贴，可以减轻家庭的养育压力，有利于家庭的再生育考虑。

　　事实上，目前全国已有20余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发放育儿补贴。那么，国家为什选择在此时间点出台政策？补贴力度是高是低？实施过程中，国家和地方的补贴叠加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对此，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本波。他认为，低生育率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重大挑战，而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于经济压力大。

　　“育儿补贴对稳定增加家庭收入，起到了很好的兜底作用。不过，要真正缓解家庭育儿经济焦虑，还需联动教育、住房等配套政策，切实降低教育和居住成本，让育儿不再是家庭的沉重负担。”张本波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本波

　　补贴资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

　　时代周报：《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出台，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张本波：近年来，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特别是低生育率成为我国长期面临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国持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从生育、养育、教育等多方面入手，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如将子女教育、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支出列入个人所得税优惠范围，推进教育“双减”政策、缓解家庭教育焦虑，发展普惠托育服务、解决育儿家庭照料难题等，都受到育儿家庭的广泛欢迎。

　　发放育儿补贴是最受居民欢迎的生育支持政策，也一直是生育支持的政策选择之一。《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出台，补上了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时代周报：国家补贴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按目前3岁以下婴幼儿约 3000万人估算，一年支出达1080亿元。从整体财政看，此力度是高是低？标准设定依据是什么？补贴资金来源何处？

　　张本波：这次育儿补贴资金全部来自各级财政，其中国家基础标准育儿补贴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比例对地方予以补助，中央总体承担约90％，地方平均承担约10%；地方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高补助标准，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

　　补贴标准的设定总体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根据调查，我国一个0-3岁子女的平均养育成本每年约为3万元，这次每年3600元的补贴，大概占家庭育儿成本的10%左右，对于减轻家庭育儿负担的效果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对于中低收入家庭的作用更为显著。

　　其次，育儿补贴几乎覆盖全部3岁以下婴幼儿，从总量上来说是一项较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按照目前的补贴标准，各级财力完全有能力承担每年约1000亿的补贴规模。从部分发达国家情况来看，补贴标准占该国人均GDP的比例通常在2.4%到7.2%之间，我国育儿补贴标准约占人均GDP的3.8%，也相对较为合理。

　　同时，随着我国将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对家庭福利的财政支持，育儿补贴也保留了在政策评估基础上加以优化调整的空间。

　　时代周报：从政策设计的底层逻辑看，国家育儿补贴与地方育儿补贴在目标定位上存在哪些本质差异？在生育补贴政策实施中，国家和地方的补贴叠加会产生何种影响，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张本波：生育支持是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国家育儿补贴和地方育儿补贴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通过减轻对家庭的增收减负提振生育意愿。

　　《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地方可据财力适当对育儿补贴提标，就是希望能够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共同发挥政策的合力。同时，应注意加强各地政策之间的协调平衡，避免形成过大差距，影响居民预期和政策实施效果。

　　建议地方财政更多地采取向育儿家庭提供托育补贴、教育补贴、购房补贴等差异化的措施，或者增加对低收入家庭、多子女家庭等不同类型家庭的补贴，与国家育儿补贴形成互补性的政策组合。

　　鼓励生育需要多种政策支持

　　时代周报：生育率下降是当今全球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从国际经验来看，生育补贴是否有可参考的案例、成效如何？能否举例说明。除了直接发放育儿补贴，还应该有哪些配套政策？

　　张本波：发放经济补贴是低生育率国家的普遍政策选择。如法国自孩子出生起，可一次性领取1068欧元（约9000元人民币）的“生育奖励”，孩子3岁前根据家庭收入水平每月还可领取610-870欧元不等的（约6000元人民币）的托育补贴。

　　德国为每个孩子每月发放250欧元（约2000元人民币）的育儿补贴，对单亲妈妈、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每月还会发放额外补贴。日本为每个产妇提供约50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同时为每个0-3岁婴幼儿每月发放约1.5万日元的育儿补贴。

　　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补贴对于提高生育意愿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很多国家生育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日韩等超低生育率国家也显露“触底”“反弹”的迹象。

　　国际经验也表明，单一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往往是有限的，需要综合实施多种支持政策。如以上国家在提供育儿补贴的同时，还提供托育公共服务、发放教育和住房补贴、完善育儿假、倡导男女共担育儿责任等措施。

　　时代周报：作为鼓励政策中最为直接和频繁的举措，发钱补贴该和托育、教育优惠怎么结合才管用？提高生育意愿的关键和难点又是什么？

　　张本波：经济压力大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育儿补贴对稳定增加家庭收入，起到了很好的兜底作用。要真正缓解家庭育儿的经济焦虑，还需要协同教育、住房等配套支持政策，切实降低教育成本和居住成本，让育儿不再是家庭的沉重负担。

　　“谁来照料孩子”是提高生育意愿无法回避的又一个难题，一方面需要建立更加友好的生育假政策，另一方面需要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普惠托育服务、儿童托管服务，让父母可以更好地平衡育儿、工作和生活时间。

　　我们还要认识到，提高生育意愿的根本在于培育普及新型的生育文化，支持健全家庭功能，营造乐婚乐育的社会环境，让生儿育女成为更多年轻人的自愿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