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资源，其重要性日趋突出。我国耕地资源总量有限，人均耕地少、高质量耕地少、可挖潜耕地资源不足特征明显。在耕地资源禀赋总体有限且不可改变的背景下，受自然条件变化及人为活动影响，耕地退化问题突出。

　　长期以来，我国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耕地规模总体稳定，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0亿亩，粮食产量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但也要看到，耕地质量总体不高，“先天不足”“后天欠账”问题仍然突出。我国耕地按质量分为10个等级，目前平均等级仅为4.76等，低等耕地（7等至10等）占比22%、数量超4亿亩。在耕地利用及生产力提升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包括资源环境脆弱区耕地条件退化、集约化农区高强度利用导致耕地质量快速下降等，直接影响粮食生产规模及品质。如何改造中低产田、提升耕地质量、高效利用耕地成为突破口。

　　后备资源不足成为制约占补平衡、补充耕地质量难以提升的突出瓶颈。在实践中，补充耕地多依赖土地开发，加上后备资源开发需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全国耕地后备资源较上轮调查减少近3000万亩，一些地方无地可补，即使可以补充也需消耗极大财力、人力、物力；耕地占补不能保证质量平衡，存在占优补劣现象；为追求数量平衡，有的地区不惜围湖造田、侵占河床等，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耕地污染问题突出，对粮食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一是重金属污染严重，约2000万公顷农田被重金属污染。《国家土地地球化学质量报告（2022）》显示，我国土地地球化学综合质量总体优良，但仍有近10%的低等级土地，部分地区存在耕地重金属超标现象。二是农药和农膜过度使用导致化学添加物在耕地系统中残留与溢出，使得农田土壤重金属、农药积累量加重，引起抗生素、酞酸酯、微塑料等新型污染物含量增加，对耕地造成污染。三是化肥过量施用导致氮、磷等营养元素以挥发、淋溶、渗透等方式进入大气、江河、耕地水循环系统及土壤，造成耕地酸化。四是风蚀、沙化、水土流失等导致耕地生态恶化。

　　引起耕地退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合理开发利用是主要因素。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关键是保护好耕地，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同时，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系统治理、综合施策，让各类型耕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首先，在治理措施上，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原则，综合采取工程、生物、农艺等措施，保护开发利用好耕地资源。充分调动用地主体管护积极性，建立监测与责任制度，增强土地使用者保护意识；一旦发现问题，追根溯源，同步采取工程技术措施，遏制耕地退化趋势；鼓励科学轮作与休耕，调动经营者平衡施肥与有机培肥的积极性，实现耕地高效、可持续利用。

　　其次，加强科技创新，缓解人地矛盾，提高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统筹协作，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整合科研院所、高校、农业生产机构等不同主体的技术、人才、资金优势，促进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有机结合，推动耕地保护与产能提升。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鼓励不同主体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推动研究真问题、拿出真成果。在科技创新领域，耕地保护相关科技平台较少，需加大创新平台建设力度。聚焦“十五五”时期国家重大需求和重点区域，着力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耕地保育、智慧耕地研究等方面加快研发创新。

　　最后，探索建立耕地可持续利用长效机制。耕地作为土地利用的一种重要类型，其耕作层自然要素构成决定了生产能力，以及对具备特定耕作层条件的耕地进行保护的重要性，这是由其自然属性决定的。耕地利用过程中的种植方式、产出水平等构成其经济属性，即耕地利用过程中所反映的经济规律。耕地保护涉及地方政府、农民、农业生产者（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如何平衡好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如何解决耕地保护、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利益问题，都是不能回避的难点。坚持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各方主动性、积极性，才能形成耕地保护的强大合力。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