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冲突正进一步冲击和重塑外国直接投资（FDI）格局。

　　8月5日，经合组织（OECD）警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混乱关税政策为企业推迟重大支出决策增添了新的原因，所有主要行业的商业投资都出现下降。若当前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到明年年底OECD成员国实际投资可能会减少1.4个百分点。

　　OECD称，当企业面临全球需求波动、监管环境变化或贸易政策不明朗时，长期投资意愿会显著降低。量化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将导致商业投资增长率在一年后下降一个百分点。目前，OECD成员国的平均投资比金融危机前的趋势低了20%，较疫情前的趋势低了6.7%。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过去一个月中签署的多项贸易协议均包含投资条款。美日协议规定日本需向美投资5500亿美元，美欧协议要求欧盟增加6000亿美元对美投资，美韩协议则设定了3500亿美元的投资目标。

　　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反垄断业务顾问律师博嘉德（Laurent Bougard）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些投资承诺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投资政策》高度契合，但其实际执行效果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投资承诺是否是“雷声大雨点小”

　　英国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发布的最新版《外商投资观点透视》表示，关税壁垒的上升可能促使外资企业调整战略布局。以汽车制造业为例，通用汽车计划未来两年投资40亿美元扩大美国本土产能，梅赛德斯-奔驰和本田也相继宣布了本土化生产计划。科技领域同样如此，苹果、英伟达、IBM等跨国企业均在特朗普关税政策实施后承诺增加对美投资。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常务副总裁林奇科姆（Scott Lincicome）表示，“这无疑是一种全球性的勒索”，“事实上，特朗普正在利用美国的关税政策，实质上迫使这些不情愿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条款”。

　　同时，这些投资承诺的有效性引发质疑。值得注意的是，协议签署后，美国与贸易伙伴在条款解释上出现明显分歧。

　　例如，美日协议宣布后，特朗普称日本将向美注资5500亿美元且美方可获得90%利润，而日本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赤泽亮正（Ryosei Akazawa）则强调该投资包含混合型投资、贷款和贷款担保，利润将根据双方的风险和财务贡献进行分配。韩国总统室政策室长金容范也驳斥了美方的利润分配方案，称这“在文明国家难以理解”，并表示韩国理解为这些利润将“再投资”于美国。

　　博嘉德则以美欧贸易协议为例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称，欧盟委员会本身并没有代表各成员国和欧洲公司作出投资承诺的最终权利。“根据欧盟法律，欧盟委员会拥有代表欧盟及其成员国与第三国（如美国）谈判贸易协定的专属权限。然而，协定包含了超出单纯贸易措施（如关税和关税税率协议）范围的措施，也就是有关投资承诺的问题。如何将其整合成一项法律文书以及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条约，还需要再去观察。”他称。

　　全球经济分析公司BCA Research欧洲投资首席策略师萨瓦里（Mathieu Savary）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由于私营部门的投资，欧盟已是美国债券和股票的最大外国持有者。这6000亿美元的承诺看起来像是一个空洞的承诺，并且似乎没有明确的时间框架来部署这些资金。因此，我认为这更像是一个‘摄像机时刻’，而不是跨大西洋关系的根本性变革。”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塞特塞（Brad Setser）将此类承诺比喻为“被高调宣传但可能无法上市的产品”，实际投资价值可能被严重高估。哥伦比亚商学院谈判学教授艾梅斯（Daniel Ames）也认为，特朗普的谈判风格具有鲜明的商人特征，其贸易伙伴可能正利用其心理特点达成空洞协议。

　　曾在拜登政府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任职的巴特尼克（Aaron Bartnick）表示，特朗普的贸易协议“更多会在那些因缺乏吸引力而无法吸引资本的经济体中看到”，如果特朗普持续此类政策，将在海外市场同样面临更严苛的条款。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马弘此前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加征关税迫使制造业回流的做法不仅收效甚微，而且代价高昂。即便是在美生产的产品，提高关税也无法使其提升出口竞争力。“当前美国制造业大量依赖进口工业中间品，加征关税将推高美国国内生产成本，损害而非增强其国际市场竞争力。例如，美国依据232条款对钢铝进口加征关税，看似保护了国内生产，却抬高了下游机械、汽车企业的成本，导致市场萎缩；对汽车零部件加税还直接冲击了福特和通用汽车的美国工厂。”他称。

　　CFIUS的角色会有何转变

　　今年2月，特朗普发布《美国优先投资政策》，称将创建一个“快速通道”程序，促进来自指定盟友和伙伴的投资。为此，今年5月，美国财政部宣布推出“快速通道”试点计划，旨在简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程序。

　　富而德认为，在当前背景下，全球投资者须密切关注CFIUS的角色演变带来的变化。白宫已明确表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意味着传统上不会引发国家安全担忧的政治敏感行业（如钢铁、汽车等）的交易可能面临CFIUS更为严格的审查。不过，特朗普政府也强调了外国投资的益处，实际操作中CFIUS或将减少进入第二阶段审查的案件数量，鼓励企业采用简易申报程序，减少信息提供要求，降低撤回重报频率，并实施更多商业友好型的救济措施。

　　博嘉德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CFIUS的审查周期通常为45天，若需进一步评估，则可能延长45天。对于低风险投资，审查流程可能进一步优化，例如缩短至30天并简化申报材料。但他强调，目前尚无法确定《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对CFIUS整体效率的长期影响。

　　报告还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在形势趋稳或新政府上台前，许多投资者可能推迟对美新投资。即便有意向美国投资的投资者，也将面临美国经济的重大调整。

　　“虽然美国政府表态希望吸引投资，但仍可能利用CFIUS来推动更广泛的贸易目标，这可能对进入美国的投资造成附带损害。”报告称，近年来，CFIUS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解读范围不断扩大。在贸易政策日趋强硬的形势下，特朗普政府或会借助国家安全审查来传递战略优先事项或在谈判中施压，从而模糊贸易执法与投资审查的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优先投资政策》还指示扩大CFIUS对“绿地”投资的管辖范围，包括涉及敏感技术（如人工智能）的投资。

　　博嘉德解读称，当前CFIUS已可通过其房地产监察权限审查部分绿地投资，例如涉及敏感设施附近土地或不动产的交易。然而，若要将监管范围扩大至更广泛的绿地投资，则需美国国会立法支持。他表示：“目前已有相关提案，这并非第一次提出类似提议，但最终能否落地仍需观察国会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