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音乐并购喜马拉雅、安踏并购狼爪、高瓴竞购星巴克……并购案例频发。近年来，并购领域政策暖风频吹，从新“国九条”明确鼓励并购重组，到证监会“并购六条”深化市场化改革，共同推动并购市场热潮涌动。

　　7月29日，“并购破局：存量时代的投退博弈”闭门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活动现场，来自政府投资基金、产业资本、GP/LP及中介机构的50余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并购市场的政策趋势、机遇与挑战，并购投资的交易实践等话题，展开精彩分享和深度讨论。

　　在圆桌讨论环节，多位长期深耕并购一线的机构代表，围绕并购基金从少数股权投资迈向控股型运作的路径探索，以及在退出渠道受限背景下的交易执行与投后整合，分享了实战经验与应对思路。

　　从VC基因到并购逻辑的“重构”路径

　　随着中国并购市场的不断发展，控股并购型交易正越来越多地走进公众视野。这不仅是资金来源和操作方式的变化，更需要投资理念与结构的重构，尤以从产业深度结合到控股型并购的演变为最显著特征。

　　元禾辰坤合伙人王吉鹏分享了自身在母基金管理中的经验与思考。他指出，过去依赖美国VC模型的高回报模式——通过少数项目的巨大回报弥补其他项目的失败——已不再适应当前中国市场的退出环境。特别是资本市场IPO率的下降，原有的高回报模式已难以为继，并购因此成为更加现实的选择。

　　他进一步表示，近年来，作为LP在资金配置时，元禾辰坤加大了对并购基金的关注，并强调与产业结合的并购。在资本市场和政策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中国进行并购交易的条件日益成熟。尽管当前控股型并购项目通过IPO退出的路径尚在探索之中，仍无碍PE/VC团队对并购交易的持续关注与积极实践。

　　与此相呼应的是纽尔利资本董事总经理陈宇，他分享了自己在并购领域的深刻感受。他提到，并购基金的运作与VC基金截然不同，特别是在收购与整合过程中，要求投资方具备极高的专业能力和深厚的投资技巧。在国内市场，控股型并购不仅意味着资金的投入，更需要涉及长期的产业整合与管理能力，这对投资机构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他表示，如果少数股权投资人有意进入控股型并购领域，建议先从大比例股权投资和积极增值服务做起，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转型为控股型投资。他也强调，少数股权基因的投资机构向控股型并购转型，应当慎之又慎，因为这不仅是资金规模的扩张，更是对投资逻辑与管理能力的系统性重塑。

　　中关村大河资本合伙人李荣阁也强调了从少数股权投资向控股型并购转型的挑战。他指出，当前人民币并购基金，尤其是在大股权并购领域，仍然相对较少，且A股市场对基金作为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存在诸多限制。他表示，要打破这一僵局，未来不仅需要政策进一步放宽，还需要行业参与者在并购操作中的更多经验积累与创新模式，以便为控股型并购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也为并购基金的深水作业提供更扎实的基础。

　　从早期项目的高回报追求到并购市场中的稳健运作，这不仅是基金运作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投资逻辑、风险管理与行业整合能力的全面提升。对于处在这场变革中的投资人来说，如何在保持资本回报的同时，实现更深层次的产业价值创造，正成为行业发展的核心命题。

　　基金、上市公司与跨境并购共舞

　　在中国并购市场，退出依然是基金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尤其对于以控股型并购为主的基金而言，退出路径显得尤为复杂。

　　本次闭门会现场，多位嘉宾分享了海外市场并购基金的交易与退出实践。有发言嘉宾指出，欧洲市场相对成熟，控股型并购交易完成后通常拥有5-7年的持有周期，买方退出路径较为明确，能够为基金提供相对稳定的退出通道和可预期的收益空间。

　　一村资本董事总经理钱少东从一个更加实践化的角度，分享了团队在并购过程中的投后管理与整合经验，并以实际案例讲述了“重投后管理”在并购后扭转局势、推动企业实现盈利的必要性。

　　他透露，一村资本当前在并购操作中主要采取两类策略路径：一是围绕核心资产开展并购，包括重点关注欧洲市场中的隐形冠军；二是围绕上市公司开展产业协同型并购，通过与上市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助力其海外市场拓展与本土业务的纵深发展。

　　在产业深度结合、跨境并购和政策环境变化等因素推动下，越来越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不再单一依赖传统的IPO退出路径，而是通过灵活的交易结构与创新的投资策略，探索更具可操作性的并购退出方案。

　　正如多位嘉宾所强调的，并购的成功并不止于“买入”，更关键的是并购后的投后管理与资源整合，能否真正提升企业价值，从而为退出创造良好条件。如何精准把握并购时机、有效整合管理资源，并控制交易风险，将直接决定基金在新市场格局中的表现。

　　在存量博弈与结构重塑的交汇点，控股型并购正成为连接资本、产业与政策之间的重要桥梁，也映射出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募投管退”全链条的一轮深层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