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治理“内卷式”竞争引发高度关注。从光伏、汽车、水泥、钢铁再到电商、金融等领域，“反内卷”浪潮席卷多个行业。
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背景下，反“内卷式”竞争进一步落实落细。
破除“内卷式”竞争，如何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平台告别“内卷”竞争的出路在哪里？日前，南都·反垄断前沿专访多位业内专家，策划推出反“内卷式”竞争系列对话。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大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长期关注电商领域，是《电商法》起草组专家成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法律顾问。
在接受南都采访时，薛军强调，应避免将“内卷式”竞争这一概念予以标签化，不能将企业的所有的竞争行为都视为“内卷”，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平台“慷他人之慨”，转嫁补贴成本，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参与补贴活动，监管部门应及时介入纠正，甚至立案调查；但如果不触及法律，则应当尊重企业在价格竞争方面的自主经营权。薛军还认为，在推进平台生态治理中，应注重平衡保护以及兼顾平台、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等多方主体的利益。
治理 “内卷式”竞争不应标签化
南都：近两年，“内卷式”竞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你怎么看待“内卷式”竞争？
薛军：我一直反对把类似的概念进行标签化的处理，很笼统地做出全称判断，比如将所有竞争行为都定义为“内卷”。事实上，“内卷”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因此在治理过程中，需要拆解“内卷式”竞争标签下的具体行为样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如果平台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设置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那么涉嫌违反《电子商务法》第35条。如果商家虚假宣传，则涉嫌违反《广告法》规定，也可能触及《反不正当竞争法》。
另根据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平台经营者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价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拟完善低价倾销的认定标准。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些新增的制度工具是为了治理“内卷式”竞争，但在我看来，主要还要为了解决低价竞争中引发的具体层面上的违法违规问题。
南都：以近来颇受关注的“外卖大战”为例，如何看待平台推出“0元购”“满18减18”的大额补贴行为？
薛军：我认为这次外卖“补贴大战”的确具有不正当竞争的表现特征，也存在违反电子商务法的规定，侵害平台内经营者权益的问题。正是因此，市场监管部门高度重视，通过行政约谈要求平台企业依法依规开展市场竞争，规范补贴行为。
当然我一直主张，对于此轮“外卖大战”的法律层面上的讨论，不应该“一锅煮”，而是要看具体行为是否涉嫌违法违规。如果在具体行为层面上没有明显问题，那么还是要认可这类价格竞争策略，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范畴，不应该予以过多的干预。
南都：在这波“补贴大战”中，你更关注哪些问题？
薛军：从目前暴露的一些情况看，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平台是否裹挟平台内商家参与补贴活动？经过面向中小餐饮经营者的调研和访谈，我们了解到这类平台主导的“满18减18”补贴，有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是由商家承担的。商家对此意见很大。为了获取市场份额，或出于自身商业模式创新考虑，平台在补贴大战中，“慷他人之慨”——把补贴成本转接给平台内商家来承担，自己只承担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平台采取各种手段，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的商家参与“补贴大战”，这是我所反对的，因为这涉嫌侵害商家的自主经营权。
另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这样的补贴大战会不会扰乱正常的价格体系，破坏平台经济的健康生态？有人提出，平台狂撒大额补贴券，消费者能够免费喝奶茶。这对消费者是好事，应该予以支持。但关于消费者是否得利的判断，要看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线上做出判断。不能因为现在可以“薅羊毛”，获得一点眼前的利益，就认为平台打“价格战”对消费者绝对有利。从长远来看，消费者在外卖市场是否有更多选择，能否获得更丰富的供应，这些也是评价消费者福利的重要因素。
基于此，我们要高度警惕“外卖大战”所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对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补贴等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纠正、叫停。如果监管部门接到相应的投诉举报，应当依法予以查处。
南都：假设这些补贴来源都由平台自己掏钱，当补贴给到商家时需要做到一视同仁吗？如果平台倾向于补贴品牌商家，是否会导致中小商户被品牌商家“挤出”？
薛军：出于流量和运营策略等考虑，平台有权自主决定补贴给谁。但确实有人担忧，平台在补贴分配模式上搞差别待遇，可能会对小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众所周知，数量巨大的小微企业同样是平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主体在丰富市场供应、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从社会责任的角度看，平台有责任维护好平台内的健康生态，实现合作共赢的格局，而不是“大树底下不长草”。
平衡平台内多方主体利益、规制地方“内卷”行为
南都：为什么“价格战”经常出现，它会带来什么影响？
薛军：企业间打“价格战”通常是为了获得市场份额，通过价格比拼将对手“挤”出市场，从而能获得更大的市场占有率。“价格战”并非都有问题，但在特定条件情况下，如果经营者持续以低于成本价倾销，以排挤竞争对手、垄断市场为目的，那就涉嫌违法。
从影响来看，“价格战”可能会导致“低价-低质”的恶性向下螺旋式循环的问题。当利润被摊薄，一些商家为维持利润可能会压缩成本，导致商品质量下滑，甚至出现假冒伪劣问题。如果一个行业出现大面积的持续的“价格战”，就可能使得质量标准下滑，品牌建设毁于一旦。这样的情况，在去年某些平台引发的低价竞争中已经表现出来。
南都：在平台经济领域，如何认定低于“成本价”？
薛军：在不存在所谓交叉补贴的情况下，低于成本价相对好判断。可一旦涉及多业态体系，成本核算就变得很复杂——比如平台可以通过A业务来补贴B业务，综合算下来仍有利可图。
《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一文中曾经分析，为什么一家公司“一边亏损、一边市值持续上涨”，就是因为平台通过这样的定价策略，来积累大量新用户、获得用户流量等方面的商业资源，从而使得其市场价值持续增加。我认为，当前要准确判断平台“低于成本价倾销”行为仍存在一定难度，建议相关的评判标准与时俱进。
南都：平台“内卷”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有限市场下的资源拥挤与竞争焦虑。平台“内卷”，如何确保平台内主体的利益不受损？
薛军：如何保障平台生态中利益相关方的均衡性问题，是我最为关注的。现在平台上的一些主体（包括商家、骑手等），系统性地受制于平台强大的影响力。随着平台的快速发展，我们需要及时地补足相关监管规则的空白，在法律上要创造更多的政策工具来约束平台滥用其影响力的行为。
比如，要求平台在流量分配上不能过度追求商业化，而是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又如，在平台规则的制定执行上，也需要考虑各方主体利益均衡问题。为此，市场监管总局拟推出《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公平地维护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等有关各方合法权益，促进互利共赢。
南都：在政策推进过程中，“反内卷”的内涵也指向地方政府，特别是其招商引资行为。治理“内卷式”竞争，政府行为何以成为关切？
薛军：在我看来，这方面的竞争的确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卷式”竞争。在一些区域间竞争中，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竞相给出优惠条件——包括税收优惠、减免地租，提供配套资金补助等等。这种“内卷”很容易造成地方财政资源的浪费，“卷”得过分的时候，有些地方政府从这些投资中难以获得实际好处，甚至被一些骗补完就圈钱走人的企业给“坑”了。所以国家现在开始叫停，要求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
我认为，破除“内卷式”竞争、规范政府行为，最根本的是要持续推进市场化，坚持规则平等。政府应该恪守自己边界，不能走到前台参与涉市场主体的竞争，而是要做好服务保障，通过建设真正友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