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独资医疗机构并没有一窝蜂地涌进来。
去年9月，国家三部门发文允许外商独资医院进入中国，一度震动行业。但截至目前，国内仅有两家外商独资医院获批。
时间回到1997年，距离《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发布还有3年，北京四环路尚未围拢，互联网、计算机还未普及，一家名为“和睦家”的外资医院却破土而出。
时至今日，中国高端医疗的发展齿轮已经转了近30年，温馨的环境、先进的设备、贴心的服务、国际化的理念，已经成为“标配”。
近日，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外资和民营医疗机构的生存难度直线上升，“前面能超的、能学的不多了，作为头部医疗机构要学会思考，不怕‘短痛’怕‘长痛’”。
医疗行业进入“冷静期”
1996年，北京将台路有一片尘土飞扬的工地，20多岁的盘仲莹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各种围挡间。作为刚加入北京和睦家医院项目组的员工，她的任务是为这家即将诞生的外资医院跑审批、办手续。在海关报关时，工作人员对着医疗设备清单犯了难：“公立医院有科教处统一报批流程，你们这种外资机构……得等我们请示领导。”
这一幕，成了外资医疗在华拓荒的缩影。
近30个年头过去，这家1997年开业的中国首家外资医院，已经从政策空白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摸索者，成长为中国高端医疗领域的标杆。与此同时，随着行业发展，外资和民营医疗机构的生存逻辑也在不断迭代，与时俱进。
北京和睦家医院开业时，《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尚未出台。最初几年，团队几乎成了“政策翻译官”，既要向监管部门说明外资医疗的性质，又要给国际团队解读中国的审批逻辑。这一阶段（1997年至2010年），不少投资机构渴望进入国内医疗市场，甚至通过“院中院”等模式探索政策边界。
第二阶段是2010年后的“跑马圈地”。政策松动让中外合资医疗机构数量激增，甚至出现民营机构“卖身”国外基金“曲线外资化”的现象。“那时候，资本觉得医疗是蓝海，只要挂上‘国际化’标签就能赚钱。”盘仲莹表示。
现在，行业进入第三阶段——冷静期。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各地卫健委发布的医疗机构申请破产注销公告中，已有近30家民营医院申请破产清算，这些医院涉及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其中不乏知名民营连锁医院。
“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除了医院自身的原因，也与中国医疗行业的变化有关。”盘仲莹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随着越来越多公立医院开设国际部，商业化成分越来越高，外资和民营医疗机构做大做强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还想入局的机构只能以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更具“性价比”的服务，回应市场期待。
盘仲莹进一步举例称，一是“变”，北京和睦家医院最初的投资金额只有几百万美元，但今天的外资医院投资规模都是亿元起步；二是“不变”，和近30年前差不多，北京和睦家医院的产检、分娩套餐还是6万元左右，外资医疗服务真
“能够学的模式越来越少”
业内有评价称，北京和睦家医院是中国高端医疗、外资医院的“黄埔军校”，为行业输送了很多人才。中国不少本土民营医疗机构，也在模仿北京和睦家医院的模式。
盘仲莹表示，“10年前做高端医疗，跟着国际标杆跑就行”。北京和睦家医院的团队在美国学习时，曾把欧美医院的服务流程、诊疗规范抄在笔记本上，“人家怎么做疼痛管理，我们就跟着学习。人家推行家庭式产房，我们就改造病房”。
现在，中国医疗机构的“追赶速度”让参照物越来越近。根据2018年《柳叶刀》杂志发布的全球医疗质量和可及性（HAQ）指数，中国的医疗质量指数从2000年的49.5提升至2016年的74.2，在全球排名第四十八位，与排名第二十九位的美国（HAQ指数为81.3）进一步靠近。
北京和睦家医院成为外资和民营医疗机构的排头兵是一种荣誉，但也让医院感到了前路没人可学的压力。“前面能够超的、能够学的、能够直接用的模式越来越少了，你要思考自己的发展路径，这是最大的压力。”盘仲莹表示。
2016年，两孩政策放开，有人建议北京和睦家医院继续扩大最有优势的产科。但北京和睦家医院的管理团队看到全球医疗市场都在缩减床位，真正的趋势是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于是集中力量向提供全生命期照料的医疗机构转型。最终，他们的研判得到验证，生育高峰并未出现，医院综合化成为新的趋势。
去年7月，随着最后一位产后妈妈结束休养，北京和睦家康复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成立后拓展的新业务）运营多年的产后康复科正式关停，转而迎来的是另一群患者：刚经历脑卒中的老人在进行神经功能重建训练，心脏术后患者戴着监测设备练习呼吸康复，运动损伤的年轻人在器械上做肌力恢复，还有重症监护室转出的病人在接受持续的心肺功能支持。
“短期看，营收同比（YOY）确实会受影响。”北京和睦家医院管理团队认为“长痛不如短痛”：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坐月子的需求持续收缩，这种需求还会受民俗、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未来有多少家庭愿意为月子服务付费？
此外，砍掉部分传统业务，可以提高医院整体业务的医疗技术含金量。盘仲莹说，自己作为院长看医院报告，最喜欢看到CMI、DRG组数都在增加，“这就是打铁自身硬的表现”。
公开资料显示，CMI（病例混合指数）反映了医院收治患者的平均复杂程度，CMI越高，说明医院收治的患者病情越复杂，资源消耗也越大。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是一种将住院患者按照疾病诊断、治疗方式、年龄、并发症等因素进行分组的方法，用于医疗质量管理、费用支付、绩效考核等。
“运营有起点没有终点”
盘仲莹已经涉足医疗行业20多年，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这在“医生治院”的公立医院几乎不可想象。但北京和睦家医院的国际化架构给了“职业院长”发展空间，院长对董事会负责，下面分医疗、护理、运营三条线，相互协作却无从属关系。
没有医学背景，“职业院长”有可能被认为是“外行”，但“外行”的优势是不被专业壁垒困住。2009年，北京和睦家医院扩建，医院提出为达芬奇机器人预留60平方米以上的手术室空间。当时，这个想法被其他人笑称是“天方夜谭”，但医院管理团队已经从美国同行处敏锐捕捉到，微创机器人手术是趋势。
2015年，北京和睦家医院完成达芬奇机器人装机。2023年7月，北京和睦家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量突破千例。去年，医院又引进了目前国内最新一代“达芬奇Xi”手术机器人。
“作为职业经理人，别人给你方案的时候，你的思考模式是什么？管理运营思维和项目思维不一样。项目有起点和终点，运营有起点没有终点，只能不断继续下去，所以要发展地去看问题。”盘仲莹表示。
盘仲莹说，北京和睦家医院对高端设备的执着，不仅因为这代表医疗机构的硬实力，更因为这是好医生看重的。在中国，优秀的专家人才大部分集中在公立医院，要吸引这个“保守群体”加入，需要叫得响的牌子、摸得到的先进设备，还有看得到的“成功模板”。
比如，2015年，北京和睦家医院刚成为非公机构中首家引进达芬奇机器人的医院，力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泌尿外科主任朱刚加盟团队。“这里能让我把机器人手术做到极致。”朱刚说。
再比如，202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工作了30多年的消化科副主任李闻加入了北京和睦家医院，担任北京区域及深圳和睦家大内科主任兼消化科主任，医院消化科从原来只能做消化胃肠镜手术，发展到ERCP（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NOTES（自然孔道内镜手术）手术量持续增加。
“学科的积累变化、好医生的合作特别重要。”盘仲莹举例称，为了避免医生陷入“到底是麻醉问题，还是手术问题”的扯皮中，北京和睦家医院强调“共同对患者负责”——一台复杂手术结束后，麻醉科、外科、护理部会一起复盘，“不追责，只优化流程”。
医疗创新不能只盯着同行
“转型是不会结束的。医疗创新不能只盯着同行，得看其他行业在发生什么。”盘仲莹表示。
有三个行业的变化让包括盘仲莹在内的北京和睦家医院管理团队印象深刻：一是教育行业，从黑板教桌搬到线上教室；二是服务行业，从进店点菜到云上外卖；三是AI（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产业应用，改变了多个行业的发展逻辑。
跨界思维催生了和睦家与阿里巴巴达摩院的合作。8月3日，北京和睦家医院与达摩院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基于达摩院研发的“一扫多查”医疗AI技术，结合北京和睦家医院的国际化诊疗标准、多网点覆盖优势，共同探索面向广泛人群的多病种AI筛查服务。
盘仲莹说，普通的AI大语言模型能回答健康常识就够了，但医疗级AI需要处理病历、影像等私密数据，还要符合临床逻辑。达摩院的“一扫多查”医疗AI技术能通过一次平扫CT识别多种传统手段难以发现的疾病，攻克了胰腺癌、胃癌等消化肿瘤筛查难题，获过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是典型的“输出中国模式”。
这也让盘仲莹想到了中国医疗行业从“输入”到“输出”的潜力：早年间，北京和睦家医院曾学习欧美服务模式，推行“一胎剖二胎顺（VBAC）”，与团队一起优化流程，通过严格评估产妇条件、定制产程方案，将这一技术引入国内。而在今年，巴西医疗代表团来参观时，曾表示AI赋能医疗发展的系统性解决方案让他们印象深刻，这就是团队来访中国希望能深入了解的实践。
不过，在北京和睦家医院看来，这还不是一家外资医院的终极竞争力，一家外资医院的“高端”本质在于不可替代的国际化诊疗模式。例如，美国的医疗体系以商业保险公司为核心支付方，医生和患者、医院和第三方支付存在平衡和制约的关系。保险公司会“倒逼”医院研究新型手术方式和创新技术，患者会督促医院改进诊疗服务质量；医生或医生集团相对独立，会推动医院发展专科。
但外资医院面临的挑战也不可回避。盘仲莹坦言，国内的外资医院没有政府资金支持，也不纳入医保，所有投入都靠自身结余，买设备、培养医生都需要“烧钱”。若只想维持现状，日子能过得不错。但要发展，就必须接受“投入先于回报”的现实，最后能不能活下来，还需要市场的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