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在青藏高原发现了超过5000处的不可移动文物、上百处史前时代的石器采集地点，经过科学发掘的史前遗址近20处，为认识高原人类生存技能、文化发展、历史演进、社会经济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

　　我们对青藏高原史前时代的年代范围有了突破性认识。西部阿里的梅龙达普遗址是世界范围内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出土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各类文化遗物逾万件。中部堆龙的尚嘎岗遗址有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技术遗存，为解析早期人类探索和适应青藏高原的过程与生存策略等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北部申扎的尼阿底遗址是一处规模宏大的旷野石器遗址，光释光测年显示为距今4万—3万年。这些遗址的发现，勾勒了距今10万—1万年青藏高原腹地最早人群的生活图景。

　　青藏高原位于欧亚大陆中南部，历史上一直处于东亚、南亚、中亚文明的“十字交汇口”。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这里从来就不是“孤岛”一座。史前时代的遗存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几乎遍及西藏不同海拔、不同生态环境的地理单元。许多遗址中发现来自高原之外的粟、黍、滑石珠、青铜器、红玉髓和费昂斯珠饰等产品，证明史前时代高原上就存在广泛而通畅的流通网络，极大拓展和延伸了“史前全球化”的时间和空间尺度。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和科技分析显示，高原上的人群来源不是单一的，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一拨一拨”登上高原，人群的构成是多元的。藏文文献记载，藏族族源由“四大氏族”或“六大氏族”形成，也强调了族源构成的多元性。人群不断“汇聚”的过程中，来自青藏高原东部的人群是形成“高原主体人群”的主要贡献者。

　　绝大多数人认为，人类很难在高寒缺氧的高原上生活，甚至将其称为“不毛之地”。这种认识的局限，一方面是因为大量藏文文献记录的都是7世纪吐蕃王朝创制藏文以来的历史，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之前并没有发现更多史前遗址。如今，人类何时登上青藏高原，何时开始永久定居于高原，如何发展了适应高原的史前生业经济，独特的高原文明及其社会运行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正由考古学主导的多学科研究来逐步解答。

　　考古证据显示，距今10万—1万年前，西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高原狩猎采集人群，与周边人群有着密切联动。距今1万—5000年的高原各区域，广泛分布着掌握细石器技术的狩猎采集人群，开始使用最早的磨制石器工具。新石器时代玛不错遗址、拉颇遗址的考古发现，展现了青藏高原腹地高海拔区域史前人群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距今5000—3000年前，依靠成熟的粟作、粟麦混作、渔猎和狩猎、畜牧业的人群，开始永久定居于高原的各大河谷，高原最早的村落出现，文明的曙光已经到来。距今3000—1400年前，麦作和牛羊为主的畜牧业，成为高原的主要生业经济，考古学文化更加多元化，社会组织结构变得复杂，开始萌生实体政权。

　　距今1400年，青藏高原出现统一的吐蕃政权。吐蕃时期的温江多遗址出土大量带釉砖瓦建筑材料，以及陶器、泥塑、石柱础、铁器等遗物，表明这一时期青藏高原腹地与中原唐王朝及周边区域物质文化交流密切，为研究公元7世纪以来“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资料。

　　自2018年以来，西藏每年有8—10个重要考古项目被列入国家文物局支持的“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区系类型”“吐蕃遗存考古调查与研究”等课题均有重大发现。这些新发现和研究，构建起西藏考古学文化的演进脉络与青藏高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推动边疆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