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们的先辈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翻过了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我们的先辈以远见卓识，建立了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寄托人类新愿景，开启合作新时代。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
10年来，国际局势变迁进一步证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所凝聚的宝贵财富，是二战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转型稳健推进必不可少的思想依托，是变乱交织时期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力精神武器。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与意义愈发需要得到阐释与弘扬。“二战结束前后，国际社会作出的最重要决定就是成立联合国。”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无疑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一个恰当时机与重要抓手。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一类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曾任上海市政府立法咨询委员、决策咨询专家、外事咨询专家，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
「进一步弘扬与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切实维护联合国权威」
无论经历了多少各有千秋的社会形态、见证了多少文明的起落跌宕、遭逢了多少发展进步与战乱灾难，人类所共同持有的基本要求就是追求美好生活，人类交往的基本取向就是要通过多样性的合作与竞争探寻共同接受的理念与准则，人类追求的理想就是实现一个公正和平、多元包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
从根本上说，只要人作为一个“类”而存在，就必然存在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诉求。之所以提倡全人类共同价值，归根结底是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存在所规定的。
一方面，本土与全球，专属与共有，分殊与普遍，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各地域、各民族、各领域对价值观的多样性认知与实践因相互辩证统一而存在，互相激荡，难以分离。
另一方面，人类历史作为相对统一的总体进程，农业化时代面临工业化挑战，工业化时代面临信息化挑战，信息化时代面临人工智能革新挑战。面临前赴后继的挑战，需要持之以恒的应对。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价值理念最大公约数，且为世人愈益接受的基本动因。
诚如马克思所言，随着市场的拓展，世界历史逐渐进入统一发展进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与世界文学形成过程类似，在进入全球资本时代后，全人类共同价值得以打破地方阀域而出现。尤其是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全球性挑战加速呈现，进一步促使全球性交往深化，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趋于更加成熟而普遍呈现。
近年来，学术界广泛探讨的一个话题是，能否从全球转型的视角来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宏大而又复杂的过程。所谓全球转型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把全球转型过程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从西方主导的殖民时代，历经启蒙、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两次世界战争，以及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和民族独立运动兴起，一直到冷战终结、苏联解体，历史又并未如有人所称的“走向终结”。相反，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成长，逐步过渡到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并存的前所未有的多极化格局。
二是把全球转型看作为一个横向展开的宏大结构，既发生在各国的内部，也发生在整个国际社会层面，而各国对外政策与战略乃是国内与国际两种转型之间的纽带。三个方面互相呼应、互相制约且大体同步的结构性变迁，就是一个全球转型的过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全球转型过程。一方面，旧世界已然老去，而新世界尚未形成；另一方面，与历次全球转型相比，这次全球转型又可能会不一样。
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民族主权国家体系首次诞生，到1814年维也纳体系大国协同格局问世，再到1918年凡尔赛体制尤其是运行至今的1945年雅尔塔体制，历史上这一次次具有全局意义的国际新秩序降临，先后伴随着欧洲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一战与二战，即基本是由全面战争的胜负结果所决定的。
这一次，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转型，是在并没有爆发世界级战争的总体和平的背景下发生的。尽管人们担忧俄乌冲突、中东战争是否会演变成为一场全面战争，但可以明显察觉：人们正以极大的努力争取延续全球转型以和平方式推进的轨迹，尽可能避免重蹈全面战争的悲剧。
和平条件下的秩序转型，无论是成败胜负，还是利益与空间关系界定，都不似战争条件下的杀伐决断、界限分明。战争条件下，坦克开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建立自己的制度。和平条件下的转型与更替，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需要协调远为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以富于创意的制度构建来创造一个新世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转型行稳致远既需要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更需要以共同价值目标为引领。
值此关键时刻，我们迎来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集中体现，是守护人类远离世界大战悲剧的坚固屏障与制度依托。
回顾80年发展历程，联合国不仅是二战胜利成果不可更改的见证，也是二战结束以来人类维护和平、追求正义、谋取发展的实践典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从来没有过各种肤色、各种文明、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与发展水平的国家与民族能够平等地在一个平台上如此共享尊严与权利。中国人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联合国是一个能够团结各国人民以及弘扬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舞台。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牢记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停止地区冲突，防止世界战争包括核战争的发生，需要联合国体系的各个重要机制——从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到维和机制等各层次、各领域功能一起开动，施展影响。
维护国家主权统一与完整，是联合国宣章坚定不移的政治誓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需要重申，还需要更为行之有效的国际法保障体系将这一原则付诸实施。
全球经济走出困境、排除干扰，重回合作、均衡发展，需要联合国机制下各大经济组织重新恢复功能、释放活力，切实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发展脱贫、生态保护、救灾防险、人道援助等各项紧迫事务，需要联合国体系集中各方力量与智慧，发挥好从总体协调到具体推进的多方面功效。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叙事起步构建，从地区着手经营，从领域实践规范，从过程循序推进，切实维护联合国权威，稳固联合国在协调各国利益、团结应对挑战中的核心地位。
「将公平正义与民主自由相兼顾、谋求发展与天下为公相统一」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何去何从，面临选择。
国家间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和平共处，还是任凭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叙事阻碍国家间正常交往？
追求民主与自由是人类作为“类”的既定逻辑，也是多少年来各国志士仁人以鲜血与生命追求社会制度进步、争取和平正义的巨大动力。
但是，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存在——包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以不同方式、不同进程的组合来推进民主改革、谋求生存发展——是否可以简单地仅仅化约为意识形态间的制度与模式之争；或者，表面上以所谓“既是伙伴，又是制度对手”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定格，实际上却是把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存在作为国家战略尤其是大国战略的基本出发点；甚至，当自身民主制度出现裂痕、急需修补之际，反以“民主”为由，强行推动其他国家国内制度更替……
很遗憾，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世纪之交后的国际政治中，首先是在大国关系演进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意识形态叙事的过度操弄，已成为国际关系纷争激化的重要由头。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稳妥处理各国以不同方式追求自由、推进民主与追求整个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两个宏大过程的相互关系，是重大历史关头实现正义、维护和平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国际社会秩序就能实现稳定，国际关系就能得到发展。
中国人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坚定而明确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国际关系应秉持“真善美”原则，还是听任无序、伪善、粗暴？
全球化转入低潮后，国际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无序、失范、不确定性。几十年来，推动与保障全球化和各国正常交往的国际组织、国际规范遭逢前所未见的扰动与破坏——包括曾参与创建这些机制的主要大国“脱群”与“退席”。本应体现人类文明高度的国家间外交与商务交往，因个别国家只想让自己强大，不择手段打击对手、胁迫盟友，而变得强暴、伪善、无知、粗野。一些宣称秉持正义、直面真相、推动交往的国际传媒，也愈发暗幕重重、流言四起、真假难辨，令善良的人们无所适从。世风变迁，人心动荡，有识之士不由发问：当代国家间的政治行为还能否奉行“真善美”的原则，昭明天下，协和万邦么？
面对动荡与乱局，全人类共同价值所提供的思路，既非“文明冲突”，也非“制度对抗”，而是经对话交流，不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多极时代是否只能风行地缘政治，还是更应由共同价值引领？
被称为“超现实主义”的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家曾断言：单极霸权与全球化时代才能推行自由主义，而在多极时代，必定风行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若是遭逢地缘政治与民族主义的挑战，势必一败涂地。
仅就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内部争论而言，现实主义流派对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政治价值观的批评，某种程度上击中了后者的要害。自由主义流派主张通过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推广西方价值与制度模式。确实，若就冷战终结后30多年来的实践而言，虽然它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然而并非得其所愿，也难言成功。
问题在于：其一，这并不等于多极化时代条件下真正体现自由主义精神的原则可以被全然抛弃。相反，自由贸易、市场自由开放、企业自主选择等原则始终是繁荣经济、促进民生、推动进步的基本动因。即使在多极化时代条件下，追求人类愿景中的自由依然是大道之行。
其二，地缘政治与民族主义也未必只是在多极化时代才能大行其道。单极霸权时代，地缘政治扩张与民族主义情绪同样是强权手中的手段与工具。换言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流派中无论主张价值与制度优先的自由主义，还是倾向于地缘政治抗衡和民族本位的现实主义，都不能真正客观全面诠释当代国际政治的复杂现象。唯有将公平正义与民主自由相兼顾、将谋求发展与天下为公相统一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才可能真正引导全球转型的稳健推进。
多元文明兴起条件下，听任唯我独尊、孤傲自赏，还是互学互鉴、谦虚谨慎？
与近现代世界历史以来的任何一次国际秩序的重大更替不一样，当今时代不仅又一次面临国际秩序深刻改革与变换，而且历史正在见证：来自非欧美文明的新兴国家群体会如何史无前例地与欧美国家共同推动这一改革与变化的进程。当各大文明风云际会的时刻，毫无疑问这将是一次极其难得的学习过程。
对于各大文明间这种千载难逢的互学互鉴，中国人深深感到：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处于全球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在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同时，应该可以为人类精神世界的继往开来作出贡献。要以中华文明自强不息、关怀天下的传统为底蕴，以自我革命、开拓创新精神为指引，以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勇气与实践，去担当起人类共同使命的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