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获得伟大胜利，这一历史重要节点在众多方面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至深、至广的影响。这场胜利既是军事之胜，更是历史之胜。在这一维度上认识抗战胜利，其丰富的政治内涵、宽广的历史纵深可以更充分地展现出来。

「“家”之重塑」

　　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传统中国，家国天下既是现实中基本的社会连续统一体，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和中心认同。

　　时间步入近代，随着西方民族国家意识传入，传统的家国天下社会连续统一体逐渐断裂。在“家”这一层面的表现，即“家庭革命”。“家庭革命”肇始于清末，其旨在脱离家族，重塑适应于现代国家之“家”。这样的变动导致中国“家国天下”社会连续统一体逐渐断裂，又逐渐重构。

　　抗战时期，一般将通过参军、支前等方式支持抗战的家庭称之为“革命家庭”。面对更加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只有赶快创造一些“革命村”“革命家庭”，作为我们大大小小的“堡垒”，才能使我们的队伍走到哪里都有地方去住，都能得到掩护。当然，“革命家庭”并非要把全家都动员入党，只要其中最好分子加入组织，其余完全同情我们就行。

　　为了建立尽可能多的“革命家庭”以支持全民族抗战，中共不仅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法令减免捐税，实行抚恤补助与各种优待措施，还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尽力优待军属、烈属，使他们的“生活不低于一般群众、社会地位高于一般群众”。同时，通过打倒封建专制、剔除歧视妇女、惰于生产等“毒素”，植入革命、民主、生产等元素的方式，对各根据地松散而封闭的传统家庭进行革命化改造。

　　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小家庭的大力支持，中共才得以在敌、伪、顽三方势力的夹缝中发展壮大，逐步成长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引领胜利的核心力量。

「“爱国”之深入人心」

　　近代以来，现代国家观念经由报刊、学校等制度性传播媒介，通过教科书、电影等载体，依靠课堂教学、社会宣讲等形式渐次展开。新型交通网络的迅速扩展，进一步加速了社团发展，引领和鼓励人民考虑全国性问题。至抗战时，把国家民族观念和爱国精神灌输到新生一代正在发育的心灵中，既在延续，又有扩展。

　　从延续言，有江南地方人士在1931年9月21日就通过《时报》获悉九一八事变这一“创巨痛深”的消息。同日，他在《大公报》上看到了距离常熟极遥远的“内蒙伊、乌两盟旗牧地”的最新歌曲，认为此歌曲乃“《敕勒歌》之遗音也”。这种缩短时空距离的、多重样态的、互相震荡的联系，正是在现代国家观念普及的前提下发生的。

　　从扩展言，经过抗战洗礼，内地的孩子在做游戏时已能想象自己是在为保卫国家而抵抗日本侵略，亦能在游戏中模拟挖掘葬送汉奸的坟墓……这都反映了“全国性的团结力量”已经取代“地方性的维系力量”而兴起了。

　　还要注意到，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现代国家观念普及相抵牾的另外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日本对华的多种“亡国”手段。除了有形的攻城略地外，还有长期的、无形的，但更为辣手的文化“亡国”。从清末开始，日本就大肆宣扬“中国非一个国家”论，到抗战期间此种宣扬愈演愈烈。

　　第二个过程是虽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自抗战始，但一开始多数民众对此缺乏警惕和关注。

　　九一八事变后，更多的国人才开始真正关注日本对华的侵略野心。有温州地方人士在九一八事变后特意去了解田中义一的“满蒙积极政策”，认为其“蓄志并吞满蒙”“神算老谋如指上螺纹，一一筹划明爽”，而我国人“于此着皆如坐云雾”“一味营私植党，罔知大祸之已临眉睫”。

　　但经由抗战的洗礼，“爱国”日益深入人心。抗战爆发后，生活在沿海的教员、学生对国家的了解原来限于居住区域，现在也有机会亲身接触内地的实际情况；随着大批知识分子内迁，国家观念得以进一步向广大内地民众普及，最终汇成众志成城的惊雷与洪流。

「中华文明之赓续」

　　1931年9月，《大公报》节录某学者致友人信。其中说1915年，日本逼签“二十一条”时，北大学生求援于英国公使朱尔典，盼其居间调停。朱氏回称：只有（对日）承诺，无他法，君等欲报日，准备十年，可一战也。借由此事，该学者发挥道：距1915年已过去十六年，所准备者何事？无非讲白话，疑古史，谈恋爱及普罗文学，治金石目录，考据校勘宋元词曲，空言无补之哲学，鄙陋不堪之职业教育，“无一点对于励耻立国着想”。

　　这段文字表达了因战争形势严峻，国人对中华文明不振所郁积的一腔激愤。抗战的爆发不仅令国人萌生巨大的危机感，而且使中华文明的赓续问题更加紧迫地摆在世人眼前。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和不少爱国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方案。

　　中共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这一时期，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中共已将总结、继承中国历史的珍贵遗产与党的前途深度结合了起来。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华文明的赓续，注重中国实际，以展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己任。

　　赓续中华文明的努力，亦由一批在艰难时势下仍对中华文化有着“温情与敬意”的学者来推动。七七事变后，随着北平诸高校内迁，钱穆踏上南下之路。在“万里逃生”的旅途中，钱穆开启了“复为诸生讲国史”的历程。通过讲国史，钱穆启发国人：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今日虽处于国势陵夷、文明式微的逆境，但由于“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因此“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借”，仍可“言建国”，而建国“又必以抗战”始。“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

　　1937年，蒋梦麟进一步指出，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如何解读这个“新生”，可以说是理解抗战与“现代建国”关系的关键。在抗战中，人们渐渐弄清“现代建国”的两个重点：一个是让最广泛的人民真正进入“现代建国”的过程中，这样的“建国”才具备坚实的基础；另一个是在中华文明赓续中推进“现代建国”，这样的“建国”才能够有持久性。

　　总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家国天下更生的里程碑事件，塑造了中国家庭的新形态，促进了现代国家观念普及，唤醒了国人赓续中华文明的自觉意识。回眸全民族浴血奋战十四年的壮丽史诗，不仅有利于培养民众的历史担当和家国情怀，还能让中国人民在伟大抗战精神的鼓舞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进一步团结奋斗。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教授，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瞿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