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风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近年来，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2025年高考录取季呈现的“冰火两重天”现象尤为显著：西湖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等新兴民办高校凭借强劲实力收获高分生源，录取分数甚至超过知名公办高校；而大量传统民办本科院校却遭遇招生寒冬，多地出现降分补录仍未招满的情况。这种鲜明对比既暴露出行业发展的深层矛盾，也预示着结构性调整的历史机遇，本质上是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必然结果。在人口结构变化与产业升级的双重驱动下，民办高校如何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型，不仅关乎千万学子的成长路径，更影响着中国教育生态的多元平衡，是新时代教育改革必须破解的重要命题。这一转型既是对“高投入低回报”教育困境的回应，也是民办教育从“数量补充”向“质量特色”进化的战略选择，为构建多元协同的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了实践路径。
民办高等教育的转型困境源于教育价值与市场需求的深层错位，这种系统性矛盾体现在多重维度的结构性失衡中。家庭对教育消费的理性回归与产业对人才需求的快速迭代形成碰撞，叠加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生源压力，共同构成了转型的现实挑战。一是教育投入与产出的严重失衡形成消费悖论。传统民办本科院校学费远高于公办院校，而毕业生就业质量与收入水平却未能匹配其教育投入，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现实让家庭对民办教育的选择更趋谨慎。二是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脱节加剧结构性矛盾。大量专业集中在文科领域，扎堆开设低成本专业，与市场对理工科人才的旺盛需求形成尖锐对立，在新兴产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传统专业的过剩问题愈发凸显。三是人口结构变化放大生存压力。新生儿数量下降预示未来高校生源将大幅减少，且高等教育普及度不断提高，本科文凭稀缺性下降，这种趋势倒逼民办高等教育必须打破路径依赖，重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教育价值坐标系。
民办高等教育的韧性生长需要构建多元协同的制度保障体系，通过政策、模式与机制的创新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网络。这一体系既要破解当前办学资金不足、市场秩序混乱的现实难题，又要为长期发展搭建健康有序的生态框架。一是建立“扶持+规范”的政策调节机制。通过生均拨款、税收优惠等财政杠杆降低优质民办院校办学成本，部分省份已开展相关试点；同时以“白名单”制度等监管手段遏制虚假宣传、跨区域无序招生等乱象，如浙江省对技工院校的规范管理，形成良性市场生态。二是推广“小而精”的特色办学模式。借鉴部分新型民办院校通过高额初始投入构建高规格教学科研条件、优化师生比的经验，这些院校凭借优质资源配置、高水平师资和紧贴前沿的专业设置，脱离了学费盈利的传统模式，集中资源打造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型。三是创新校企协同的资源供给方式。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建立“工学一体”培养模式，让学生半工半读获取技能证书，通过“学历+技能”的复合型培养重塑人才评价标准，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
民办高等教育的价值重构需坚守“特色发展”的普惠导向，在尊重区域差异和群体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多元覆盖。这种普惠不是放弃质量的平均主义，而是通过差异化发展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让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都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一是立足区域差异实现分类发展。允许经济发达地区探索高水平研究型民办大学，在高端科研领域形成突破；同时支持欠发达地区民办院校聚焦普惠性教育需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区域差距，保障教育机会公平。二是聚焦多元需求培育特色优势。在艺术、体育等个性化领域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形成独特的升学与发展通道；在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领域精准布局，对接产业升级需求，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格局。三是构建多元共担的普惠保障体系。落实税收优惠、用地保障等政策鼓励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形成“基础政府保障、特色市场补充”的多元供给格局，实现教育公平与办学活力的统一。
民办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质量提升为核心支撑，着力打破部分民办高校“价高质低”的失衡状态，通过人才、制度与机制的协同构建高质量教育生态，才能实现真正的韧性生长。一是筑牢师资队伍质量根基。对承担普惠性教育任务、坚持公益导向的民办院校，通过财政奖补等方式支持其改善教师待遇，重点向参与职业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民办院校倾斜，改革职称评定机制打破职业发展壁垒，吸引和稳定优质师资，为教育质量提供人才保障。二是完善质量监管治理体系。建立以教学质量为核心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办学成本核算与资金使用监管，畅通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家长参与的共治渠道，形成全方位质量监控网络。三是建立动态调整的专业设置机制。依托产业大数据实时监测市场需求变化，建立专业设置与退出的灵活机制，确保教育供给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唯有如此，民办高等教育才能在转型中实现真正的韧性生长，推动高等教育院校生态从等级化序列向多元化格局转变，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注入独特活力。
本版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