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金融联动深化的背景下，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始终是影响全球资产配置与各国货币政策选择的核心变量。
近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鸽派信号，叠加美国8月宏观经济数据不及预期、非农就业人数仅新增2.2万人、失业率升至4.3%（创近四年新高），且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冲击持续显现，市场对美联储9月降息的预期逐渐升温。
据美国“卡尔希”预测平台数据，美联储本月至少降25个基点的概率达99%。
一旦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中国央行是否跟随调整，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回溯历史、审视当下，答案已然清晰：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始终锚定国内基本面，“以我为主”的核心原则从未动摇。
回望过去三轮美联储降息周期，我国央行的决策从未陷入“亦步亦趋”的被动。
2007年9月至2008年底，美联储为应对次贷危机激进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5.25%直降至0.25%，累计降幅达525个基点。但彼时中国经济正面临过热压力，CPI高位运行，我国央行反而执行加息政策抑制通胀。
直至2008年三季度，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全面显现——企业海外融资环境恶化、外资撤离股市、出口增速由正转负，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央行才启动政策转向。
2008年9月至12月我国央行先后五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其中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降幅216个基点，同时配套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撬动社会资本来稳住经济大盘。
这一轮调整清晰表明，我国央行不会因外部政策转向打乱自身节奏，而是待国内经济信号明确后精准发力。
2019年8月至2020年3月，受经济下行压力与新冠疫情双重冲击，美联储再次降息，累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2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2.50%降至0.25%。
此轮我国央行虽与美联储政策方向一致，但调整幅度与工具选择更趋审慎。从以LPR改革为核心推动利率市场化下行。2020年1年期LPR累计下调30个基点，5年期以上LPR下调15个基点，通过“精准滴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政策力度始终与国内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节奏同频。
进入2024年三季度以来的新一轮美联储降息周期，我国央行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特征更为凸显。
2024年9月至2025年8月，美联储基于通胀回落、经济增长动能放缓、劳动力市场边际降温等因素，累计降息100个基点，而我国央行的操作始终围绕国内需求。
2024年7月22日，央行将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改为“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模式，并同步下调操作利率10个基点（从1.80%降至1.70%）；9月27日再度下调该利率20个基点至1.50%，两轮操作累计降息30个基点。随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同步进行非对称下调，7月22日 1年期LPR与5年期以上LPR分别降至3.35%和3.85%，较此前均下调10个基点。
2025年5月，我国央行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对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实施5个百分点的定向降准，并将7天期逆回购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1.40%，带动LPR同步下行。
截至5月20日，1年期LPR降至3.0%，5年期以上LPR降至3.5%，至今已连续3个月LPR利率维持不变。
这一系列操作既呼应了国内经济对“稳增长、降成本”的需求，又通过市场化工具避免了“大水漫灌”，彰显政策精准性。
综合来看，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始终以国内经济运行态势、通胀水平、就业状况及金融市场稳定为核心考量，而非被动跟随美联储节奏。
在我国央行近期发布的《2025 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框架，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持续强化利率政策的执行和监督，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这一表述既指明政策方向，也为后续操作预留空间。
即便从汇率视角看，美联储降息可能引发美元资产收益率下降，推动部分国际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包括中国），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但人民币汇率走势最终取决于中国出口竞争力、经济基本面与跨境资本流动平衡，央行不会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而是通过“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为国内政策创造适宜环境。
由此可见，即便美联储开启新一轮降息周期，我国央行也不会盲目跟随。
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企业融资成本高企、内生融资需求不足等问题凸显，央行或适时推出降息降准等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协同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若国内经济持续回升向好，GDP增速保持定力、就业等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央行则可能维持现有货币政策调控节奏，保持政策稳定性与连续性，避免过度调节对金融市场造成扰动。
正如央行在2025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中强调的“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抓好政策执行，畅通传导机制”，这已清晰指明，中国货币政策仍“以我为主”，不会因外部政策变化而动摇。
未来政策也将始终围绕“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寻求最优平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