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中国农业又一次来到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如何引导先进生产要素进一步向农业农村聚集？如何抓住做大做强中国农业的“牛鼻子”？这些问题有赖于政、商、学界的协同作答。
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京举办第五期“智荟中欧·企业赋能学习坊”，聚焦“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乡村产业新布局”。期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法国依视路会计学教席教授许定波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的现场专访。
中国是农业大国。截至2024年末，约4.65亿人常住于乡村，占总人口比例约33.0%，但农业经营主体仍以小农户为主。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到全国农业从业人员约九成，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达到2.1亿户。
作为一位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学者，许定波对于“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有着切身体会。他在专访中强调，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向现代农业转型，不仅关乎技术进步，更是一场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从土地改革、集体化生产到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无一不伴随着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及生产关系的调整优化。当前，拓展农业规模边界，促进小规模且分散的农地经营方式加快向集约化转型是必然之举。
许定波多次强调“平台”的价值——平台的功能包括赋能与控制，关键在于发挥政府和农业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通过平台连接广大农户、消费者和资源方，将显著提升农业整体效率，改善当前农村地区存在的区域化、小规模化的农业生产问题。
同时，许定波认为，相比高度“内卷”的工业与服务业，农业领域仍存在大量未被充分开发的机遇，值得政策层面的重视和资本、人才的关注。他呼吁从“顶层设计”上发挥制度优势，推动“反哺农业”，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真正让农民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受益者。
谈“大国小农”：以新型农业平台加快规模化转型
NBD：农业领域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仍存在哪些障碍？如何破解？
许定波：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模式呈现政府主导和区域性特点，县政府为直接的管理主体，这种集约式农业的规模有限。当然，农业关系到粮食安全，其特殊性决定了不能完全交给市场主导，但也应该适当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企业由市场驱动，他们会打破地域限制进行集中规划，扩大经营规模，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径。毕竟土地和农田是连在一起的，水也来自同一条河，完全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共同发展。
现在中国的农业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比如流通环节缺乏系统性、全国性顶层设计，所以中国农产品的流通成本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浪费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这都表明了我们的市场还不够完善。
此外，人才是非常关键的要素。现在的数字化农业技术、高度信息化的经营模式，多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未能掌握的。推动技术人才下乡和农民转型，政府在其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比如现在很多职业培训学校都在培养工业人才，我们其实要鼓励各地注重培养农业领域的新型人才。
值得注意的还有数据要素，在数字化农业的推动中，可能每个县都在搞自己的数据，数据的标准也是不统一的。如何打破各地区之间的“数据孤岛”，也需要宏观政策的引领。
借鉴工业平台生态理念，我建议打造政府与企业协同推动的新型农业平台体系，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进行制度设计与政策赋能，龙头企业承担资源整合与运营服务功能，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化产业链。
其中，关键在于发挥龙头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和技术引领的作用。相比欧美诞生的很多全产业链上的巨头企业，掌控着“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链条和利润分配权，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企业。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和市场的演进，未来要着力培育一些拥有全国性甚至全球性资源配置能力的龙头企业。
农业平台的设计方和平台的提供方可以是两个不同的主体，比如政府设计平台，但龙头企业可以作为平台的提供方，其他各方面的资源可以加入这个平台。但要注意，龙头企业担任平台提供方，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市场垄断，因此政府的监管措施必须及时跟进。另外，农户和农产品用户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平台设计要考虑如何服务好这两类主体。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价格，加入平台的劳动力、技术、渠道等各方资源如何定价，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由此也可以看出，农业平台比工业更为复杂，必须统筹兼顾各方诉求进行激励机制设计、利益分配与系统协同，构建真正高效、公平和可持续的现代农业体系。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由于农田基本设施建设的投入与收获的较长时间差，现代农业生态体系的设计和建设必须保证一定的可预见性和长期稳定性。
谈“资本下乡”：工业与服务业“内卷”，农业潜力巨大
NBD：资本同样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要素，如何进一步吸引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
许定波：农业是一个长周期的产业，需要长期投入与耐心等待回报。目前，中国的许多资本尚未适应这种模式，仍需时间去转变投资理念，逐步提高对农业的重视程度。
另一方面，当前，国内工业与服务业已高度“内卷”，传统工业和服务业无论是提升收益率还是投资回报率，其进一步发展空间均较为有限。与之相反，我国农业领域由于发展仍相对滞后，其效益提升与价值创造的空间反而具有巨大潜力，包括育种、农业机械的研发、绿色农业的发展等等。
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一定要跳出“小农业”的范畴，乡村产业发展已逐步形成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资本还要把眼光放到传统的种地生产之外，同时，在技术、管理、经营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秉持长期主义。
我还是要提到平台可以发挥的价值。在国外，很多平台提供方最多可以拿到整个生态体系价值创造的50%。当然，农业有其特殊性，但是若农业平台能实现有效运营，其中的企业也同样能获得足够的利润空间。
谈改革导向：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应该更快
NBD：如何评价农业改革与转型的成效？还可以在哪些领域发力？
许定波：我认为，考量农业改革成效有三个维度。
首先，是否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与食品质量。我国把18亿亩耕地作为一道红线，粮食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很多领域和发达国家比仍然有差距。例如，我国对化肥、农药的使用还存在很大改进空间，近几年，国内农药和化肥的用量已经在下降，但还应更加重视绿色发展和科技驱动。
其次，是否显著提升了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发展现代化农业不能只关注耕地和农产品，一定要把第一、二、三产业结合起来融合发展。要知道，农产品加工的价值创造能力要比种地产粮的价值创造能力强得多。在中欧举办的这次论坛上，原岳阳市华容县县委书记刘铁健就分享了华容的案例，他们在棉花生产基地的基础上成立了现代纺织企业，在种植芥菜的基础上又打造出特色产业园、芥菜节等，进而把农产品加工变成了有全国影响力的地方品牌。
最后，是否切实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过去70年，农民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两亿多农村年轻劳动力在城市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他们创造的价值大多留在了城市，老人、孩子则留在农村。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讲，我们理应更重视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以举国之力实现了脱贫攻坚，这是中国制度优势的体现，如今推动乡村振兴也同样需要制度保障。我建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要向农业乡村治理领域适当倾斜。以2024年GDP数据来看，第一产业占比不到7%，恐怕多数人往往更关注其他93%的部分，但对于农业为重要产业的区域，应该提高对农业领域的考核权重，以形成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