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蚂蚁集团和财新传媒联合举办的“外滩大会·见解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下午的议程围绕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展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盛松成在会上表示，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国货币政策工具降准优于降息。

　　盛松成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1、中国货币政策运用以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主

　　从2016年以来，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过23次，均为向下调整（降准）。例如，中国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工农中建交邮储）从2016年的17.5%降至9.0%，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这里指的不只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包括了超储率，但超储率一般都很低。相比之下，2016年以来中国政策利率仅调整过14次，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次数更多。

　　“中国以降准为主，而不大幅降息。市场上有一些争论，是否可以大幅降息。实际上市场利率还是在下降的，但降息是逐渐缓慢的，而不是大幅降息。为什么没有一降到底？原因有不少，其中之一可能是商业银行的息差压力。”盛松成表示，在2010年前后，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接近3%，有的接近4%。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1.42%，创历史新低，而且很有可能会继续下降。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他表示，因为金融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银行业、资本市场、保险业。中国是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以银行业为主，占比89.7%。而资本市场占3%，保险业占7.3%。

　　对比美国，美国银行业占42%，资本市场19.4%，保险业35.4%。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所以降息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不像中国这么大。因为中国要保持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行，商业银行资金是支持实体经济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如果商业银行本身出现风险，运转不正常，经济也会出现风险。所以这也是中国利率不一降到底的原因之一。

　　盛松成指出，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6.2%，与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的央行相比，中国降准还有较大空间。现在商业银行每降0.5个百分点，就可以向社会提供约1万亿元的资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基本不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工具，主要用利率工具。美国2020年3月疫情期间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降到底，美国现在没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全都是0。所以不像中国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供使用。

　　2、降准有利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

　　降准将增加商业银行可自由使用的资金，可以更好地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国债中68%左右由商业银行持有，地方政府债中75%左右由商业银行持有。如果降准，商业银行就可以有更多资金购买国债和地方债，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方式之一。

　　与财政政策可以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不同，货币政策一般是间接发挥作用的，需要商业银行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配合，其实施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受市场反馈的影响。目前我国金融机构超储率较低，降准对调节市场流动性较为有效。

　　3、中国降息仍有空间

　　我国消费和投资的利率弹性较低，降息对刺激消费、投资作用有限，因此不具备持续大幅降息的基础。利率下降使居民存款收益减少，降低财富效应，反而不利于消费。

　　今年7月，居民存款减少1.11万亿元，同比多减7800亿元。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单月增加2.14万亿元。“这些钱哪来的？还是个人和企业尤其是个人存款转移。可以说居民存款减少，和利息下降有比较大的关系。”盛松成表示。

　　他认为，企业在投资决策时更多考虑的是投资风险和利润，利率的小幅变化对其影响不大。所以中国以降准为主，而不是降息为主。但是市场利率也还是在持续下降，活期存款以前年利率是0.3%，现在是0.05%，已经接近0利率。定期存款一年期、三年期利率基本都在1字头的，以前都是3.5%左右。

　　盛松成指出，降息仍有空间，一是目前中国物价较低，致使实际利率较高。二是人民币汇率近期兑美元小幅缓慢升值。中国降息的外部环境改善，因为美国在降息，很多人都预测美国9月还会降息。

　　此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降息是中国独有的，今年5月8日，中国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7天OMO）调降10个基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则普遍下调25个基点。结构性工具降息幅度更大。近年来，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创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支持经济薄弱环节（如小微企业、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等）。二是支持重点领域，比如最近十年来特别强调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换代、先进制造、绿色发展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截至2024年末，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约占人民币银行总资产14.2%。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