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到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再到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已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核心目标。
上期专访中，金融投资报特邀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韩飞博士进行了深度对话，就金融机构该如何切实将普惠金融工作做深做实，使普惠金融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做出讨论。
本期专访中，韩飞将从金融素养、绿色创业等多个维度入手，继续全面剖析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机制，并结合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近年来在全国多地开展的实践案例，特别是近期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为成都市首批乡村首席运营师培养项目打造的“金融素养模块”的创新探索，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的专业见解，切实推动普惠金融成为实现乡村发展“三无一有”（无返贫、无失业、无净碳排放和有金融健康）目标的重要力量。
金融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信贷和融资
记者提问
您在多个场合提到“三无一有”是普惠金融的“2.0”版本，并强调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升级，能否具体介绍一下“三无一有”项目的理念内涵？
韩飞：“三无一有”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对普惠金融认知的一次深刻转变。这不仅仅是政策工具的调整，更是发展哲学的根本转变——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从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从供给思维转向需求思维。
让我们首先从全球视角来理解这种转变的必然性。观察国际普惠金融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尤努斯为代表的传统模式，长期专注于需求侧的深度挖掘，通过引导农户行为转变提升金融服务的接受度和使用效果；而我国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力推动，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网点下沉等方式，迅速解决了全世界都难以解决的金融服务覆盖面的问题。
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势，但也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需求侧导向的模式虽然服务精细，但扩张速度相对缓慢；供给侧导向的模式虽然覆盖面广，但容易出现“重建设、轻使用”的问题。
记者提问
能否具体阐述一下这一转型的核心逻辑？
韩飞：当前，我国普惠金融正处在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的关键节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物理距离问题，但“最后一厘米”的心理距离问题却日益凸显。很多农户虽然能够接触到金融服务，但在“敢不敢用”“会不会用”“用得好不好”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金融服务不只是信贷，简单地把金融等同于信贷、融资等同于要钱，也是金融需求匮乏的表现。
这种从物理距离到心理距离的跨越，本质上是一个从外在改变到内在转化的过程。它要求我们不能再满足于简单的服务提供，而要深入到用户的认知结构、情感体验、行为习惯等更深层次的领域。这正是“三无一有”理念的出发点——通过金融健康这一核心抓手，实现用户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运用的转变。
金融健康作为“一有”的核心内容，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经济安全感的基础，更在于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一个具有金融素养的农户，不仅能够合理规划自己的日常财务状况，更能够运用金融工具来实现人生目标，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甚至掌控自己经营企业的发展轨迹。这种能力的获得，需要金融知识、金融态度、金融技能等三个维度的协同提升。
进一步而言，在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金融知识的获取已经不是难题。打开任何一个主流APP，我们都能找到丰富的金融教育内容。但是，知识的获得并不等同于能力的形成。就像学会了游泳的理论知识，并不意味着真的会游泳一样。金融态度和金融技能的培养，特别是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环境中，需要更多的实践体验和互动交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创新教育方式，从单向的知识传授转向双向的体验分享，从抽象的理论讲解转向具体的案例分析。
记者提问
“三无一有”的实施方案是什么？有哪些预期目标？
韩飞：“三无一有”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四个鲜明特征：
一是精准化。避免“广撒网”的粗放式做法，而是深入到每个县域、乡镇，结合当地的产业特色、文化传统、发展需求，选择最适合的主题和切入点。这种精准化不仅体现在内容设计上，更体现在参与机制上——没有乡村的深度参与，再好的想法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二是实用性。不满足于知识的传授，更注重技能的培养和应用能力的提升。经营方案设计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它既是金融知识的综合运用，也是创业技能的实战演练，同时还是与金融机构对话的有效工具。
三是系统性。不仅要关注创投等外部资源的引入，还要注重本地资源的激活和整合。只有形成了完整的资源配置体系，才能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可持续性。不要把成功简单等同于获奖或获得资金，而是要注重长期的价值创造和能力建设。真正的成功，应该是让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能力的提升，让项目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的空间，让乡村在发展过程中获得内生的动力。
下一步，“三无一有”计划将围绕试点县域的关切课题，进一步招募有兴趣、有技术、有担当的返乡创业者与我们一同共创经营方案，并扩大试点范围，推动县区联动，利用邀请赛等机制，促进金融与这些方案的对话、对接。未来，“三无一有”计划将推广到更多乡村、更多城市，甚至通过南南合作的框架，将中国的发展与技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青年连接在一起，共同推动未来的绿色创业。
金融素养是乡村人才必备的“元能力”
记者提问
在当下这个时代，为什么乡村金融健康和金融素养变得愈发重要？
韩飞：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金融素养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技能，而是成为了乡村人才必须具备的“元能力”，即获得其他能力的能力。这种转变的深层逻辑，反映了中国农村经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市场、从单一生产向多元经营、从经验决策向数据驱动的历史性跃迁。试问：如果连基本的“仪表盘（资产负债表）”都没有接触过，如何能够在纷繁复杂和高速变化的现代市场中，为一个乡村企业“掌舵”呢？
让我们先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理解这种变化。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相对简单，金融需求主要集中在应急性的资金周转上；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经营主体需要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快速变化的技术条件。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做出理性决策，如何在复杂性中把握核心要素，如何在竞争中保持比较优势，这些都需要以金融素养为基础的系统性思维能力。而且，金融素养不是“信贷素养”“借钱素养”，而是系统的认知、财务掌控，甚至是发展路径的选择能力。如果这些能力都具备了，它还离乡村运营和企业发展遥远吗？
金融素养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的“传导效应”上。一个具备金融素养的农户，不仅自己能够更好地管理财务风险、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够带动周围的农户提升经营水平。这种示范效应在乡村社会的熟人网络中显得尤为明显。更重要的是，金融素养的提升，往往伴随着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思维对乡村的整体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从50年前的尤努斯试验，到中国此起彼伏的共富工坊的建立，都说明了这种效应的变革价值。
记者提问
在您看来，应该采取哪些举措来提升人们的乡村金融素养？又该如何借助金融素养的提升，更好地培育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
韩飞：在提升乡村金融素养的具体举措方面，我认为必须实现从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需要融合金融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一个科学的能力进阶体系。这个体系应该包括三个层次：认知层次（知道什么）、技能层次（会做什么）和价值层次（为什么做）。
我在过去的几个月内接触了不少的乡村“商业方案”，有三方面的“短板”尤为突出：第一，这些方案用大量的篇幅在说情感、情怀、点子，没有落实到市场是什么样的、谁在竞争、价格如何、销售策略、成本变化等关键的经营、投资问题；第二，很多方案没有从始至终把自己的核心优势和资产表明，也没有清晰的思路，网上有什么感觉比较好的说法都拿来用；第三，乡村经营者对债权融资、股权融资、风险保障等都有先验分析判断和喜好，脱离了他们的经营需要，以及周遭的金融市场环境。如果现金流把控得好，那么，3%至4%年利息的普惠信贷资源不一定比股权融资差。换言之，很多乡村经营者的先验分析判断阻碍了他们获取资源。
那么，如何做好金融素养培育工作？在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的培育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
从年龄结构来看，既有经验丰富的老一辈农村干部，也有充满活力的返乡青年；从知识背景来看，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土人才，也有学有专长的外来人才；从发展阶段来看，既有刚刚起步的初学者，也有已经具备相当经验的实践者。这种多样性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差异化的培育策略。
对于年长的农村干部来说，他们往往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现代金融知识方面可能相对薄弱。针对这个群体，应该重点加强金融工具的实用性培训，通过案例分析、现场教学等方式，帮助他们将传统经验与现代金融理念相结合。
对于返乡创业的企业家来说，他们通常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但对本地情况的了解可能不够深入。针对这个群体，应该重点加强本土化的金融服务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本地的金融资源。
记者提问
目前，越来越多的青年来到乡村，在科技种植、民宿旅游等方面创业。金融素养可以怎样助力乡村青年开展绿色创业，从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呢？
韩飞：青年群体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所在，也是金融素养提升的重点对象。这个群体的特点是接受新事物能力强，但实践经验相对不足。因此，在培育过程中，既要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也要强调实践技能的培养。
金融素养本身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关键在于如何让学习者产生“迁徙应用”的顿悟时刻，以及如何提供充分的应用场景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毕竟经济、金融也是生活的“学问”。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方式上进行创新：从单向灌输转向互动交流，从理论讲解转向案例分析，从课堂教学转向田间实践。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绿色创业对返乡青年的特殊意义。绿色创业不仅是一种商业模式，更是一种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绿色创业首先是创业，必须遵循创业的基本规律。很多时候我们谈到绿色创业，往往过分关注“绿色技术”和“绿色理念”，而忽视了对“绿色市场”的分析。没有市场需求的支撑，再好的理念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乡村在绿色创业方面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乡村拥有相对丰富的生态资源，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这为乡村绿色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劣势在于乡村市场相对分散，标准化程度较低，增加了运营的复杂性和成本。
因此，要推动返乡青年绿色创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扩大参与面，让更多有志青年了解和参与绿色创业；二是精准匹配，让有相应技能和理想的青年找到适合的发展乡村空间；三是资源整合，为创业青年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市场等支持；四是加强跟踪评估，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确保创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的是，金融素养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正确的金融态度和价值观。只有这样，乡村人才才能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保持竞争力，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成都以多元优势绘就普惠金融乡村新画卷
记者提问
您认为成都市在推进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上具备哪些优势呢？
韩飞：成都市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政策叠加、区位优越等显性因素上，更体现在其独特的发展理念、创新机制和文化底蕴等深层次因素上。可以说，成都是中国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创新实践的“试验田”和“孵化器”。
从政策优势来看，成都承担着国家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以及申建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双重使命。这种政策叠加效应的价值，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资源累加。它意味着成都可以在更广阔的政策空间内进行创新探索，可以将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有机结合，形成具有示范意义的综合性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这种先行先试的政策定位，使得成都在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强的动力。
从地理和人文优势来看，成都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格局，适中的人口密度，便利的交通网络，为试点探索提供了理想的实验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成都既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人才储备，又保持着相对适中的发展成本；与中西部其他地区相比，成都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创新传统，又具备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这种区位特征，使得成都的创新实践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和可复制性。
从战略地位来看，成都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成都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更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核心载体。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背景下，成都的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实践，不仅具有本地意义，更具有区域示范和国家战略的重要价值。成都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整个西南地区乃至中西部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
更为深层的优势在于成都的创新文化和开放精神。成都历来有“敢为人先”的创新传统，这种传统在新时代表现为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才引进的积极态度。在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领域，成都也延续了这种创新精神，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服务方式。比如，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成都积极推动金融科技与农村金融的深度融合；在乡村人才培育方面，成都坚定地抓住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大力推动“乡村首席运营师”培育项目；在绿色金融方面，成都在循环金融、绿色金融产品等方面持续探索。
成都的另一个独特优势是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作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成都能够有效地整合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信息资源等。这种整合能力对于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乡村振兴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多方资源协同的系统工程。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成都的优势并不意味着任务的轻松。相反，作为改革试验区，成都承担着更重的责任和更高的期待。如何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如何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实现更大范围的推广应用？如何在服务本地发展的同时，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这些都是成都需要继续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当前，成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作已经认识到，乡村运营、管理人才的培育，特别是在现代商业环境中的规划、设计、掌控能力，都离不开金融素养，离不开对现代金融市场的认知，更离不开对现代金融，特别是负有社会责任与价值的金融的正确态度。
为此，成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作，开全国之先河，在乡村首席运营师培养项目当中，加入了金融素养模块，已得到了学员的积极参与和反响。而金融所蕴含的“融好自身资产”“融通他人资源”“融到未来价值”的内涵深意，深刻契合了本次成都市人才工作对乡村首席运营师培养培育的期望。
我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成都一定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区域特色、实践特点的创新之路，为全国的乡村振兴事业贡献更多的“成都智慧”和“成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