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雯馨杨晗

　　提升上海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建议在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 强化制度标准和认证体系建设：一是强化信息披露要求；二是建立统一标准体系；三是推动绿色认证体系建设

　　□ 强化统筹设计，提升外部资金参与便利度：一是推动建立和完善专门议事协调机构；二是提升外部资金参与绿色项目的便利度；三是充分用好自贸试验区、离岸金融试点等政策优势

　　□ 加大交易平台建设，丰富产品供给推动产业协同：一是充分发挥碳交易作为ESG体系中的核心载体作用；二是依托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优势加强产品创新；三是加大激励支持，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强化创新驱动，抢占绿色和数字金融高地：一是建立和完善境外债券投资者投资绿色产品的税收减免政策；二是深化金融科技运用；三是进一步加强人才吸引与培养。

　　今年6月中央金融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明确，经过五至十年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全面提升，基本建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放眼亚洲，近年来，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良好成效，不仅推动了相关地区绿色发展和转型，也推动了金融中心能级的整体提升。本文拟分析绿色金融助推金融业整体提升的逻辑与现实，并基于与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比较，识别上海发展绿色金融的优势与挑战，识别机遇、找准差距，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参考。

　　一、绿色金融助推金融中心能级提升

　　1.绿色能源结算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绿色产业定价对货币主导地位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主要大宗能源使用何种结算货币对于一国货币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煤炭-英镑”“石油-美元”都是大宗能源交易与货币结合，成功推动相关货币国际化的典型案例。近年来，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各国都致力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40年新能源消费将占世界能源消费的25%。202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微增0.8%，总量达378亿吨，随着新能源消费占比的不断增加和越来越多国家重视碳排放，绿色能源定价权对货币主导地位的影响将愈发重要。

　　二是绿色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相关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更受欢迎。明晟和道富投资管理公司的研究发现，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优异的企业显现出更强的韧性和潜力，股票收益优于同业，债券融资成本低于同业。2024年，我国贴标绿色债券发行成本优势为11.1个基点，较2023年增加5.8个基点，发行当年为发行人累计节约财务成本约7.6亿元，同时ESG领先企业的机构持股比例较落后企业高23%，绿色融资受到市场欢迎。

　　2.亚洲主要金融中心抢抓绿色金融机遇

　　近年来，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提供了一系列政策与机制保障。

　　一是推动净零排放转型。新加坡设定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2024年通过了《2022年碳定价法案（修正案）》，逐年提高碳税，促使企业降低碳排放。启动应用国际碳信用（ICC）框架，根据这一框架，企业可以通过购买国际碳信用来抵消最多5%的应税排放量，为碳交易市场建立提供了业务基础。

　　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新加坡设立了总额2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计划（GIP）投资绿色公共市场，运用离岸基金免税计划（“13D”计划）、家族办公室税收优惠等吸引资产管理机构设立ESG管理团队，启动“绿色债券资助计划”（GBG），为绿色债券发行方提供外部审查方面的经费支持。2024年，新加坡的绿色、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挂钩（GSSSL）债券及转型债券的发行总额达到了133亿新元，较2023年增长近80%。香港则推出为期3年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为合格债券发行人及贷款借款人提供资助，支付其债券发行及外部评审服务开支，吸引更多机构来香港开展绿色金融业务，2024年香港发行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券总额超6552亿港元，连续7年居亚洲首位。

　　三是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新加坡要求进入碳交易所交易的碳信用必须经第三方认证（如Verra、Gold Standard等认证），确保碳信用项目真实性。香港联交所则不断修订上市公司的ESG披露指引，提高对上市公司相关ESG信息的披露要求，自2011年起将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列入《上市规则》的附录。

　　四是推动绿色标准与国际接轨。今年，香港开始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的IFRS S2标准提供强制性的气候相关披露。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则与主流的碳信用项目标准，如全球碳理事会（GCC）、美国碳注册机构（ACR）、REDD+ 交易架构等均达成了合作协议。

　　五是建立和完善绿色交易平台、创新产品和交易模式。新加坡通过其与东南亚国家的紧密联系，先后建立国际碳信用交易所、气候影响交易所，吸引本国和东南亚资金开展碳交易。香港则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2022年推出碳信用交易市场Core Climate，为世界唯一支持港元与人民币结算的自愿碳信用交易市场，平台上架超50个经国际认证的碳减排项目，吸引超80家机构参与交易，推出一个月交易量即达40万吨。截至今年3月末，香港共有218只获监管认可的ESG基金，资产管理规模10857亿港元。

　　3.新加坡、香港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效应

　　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不仅推动了相关地区绿色发展和转型，也推动了金融业的整体提升。

　　一是有效推动了绿色转型。新加坡通过吸引外部资金流入，有效地推动了绿色领域投资，推动了绿色转型。2024年新加坡私营绿色投资增速达194%，是东南亚国家平均增速（43%）的近5倍，居东南亚国家首位。而东南亚其他国家绿色转型和绿色金融相对停滞：2024年印度尼西亚私营绿色投资增速-22%，全年未获得新的清洁能源投资；菲律宾私营绿色投资增速-12%，获得的废弃物管理融资从2023年的6亿美元降至2024年的零；泰国、越南私营绿色投资同样呈现负增长。

　　二是提升了离岸中心地位。新加坡于2024年推出27只ESG期货，相关产品吸引东南亚的增量资金流入进行碳汇套期保值，巩固和提升了新加坡的离岸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则通过可持续及绿色交易所（STAGE），Core Climate等平台，Ensemble项目沙盒促进碳交易和项目创新，于2022年11月完成首笔碳市场人民币交易。同时，通过离岸人民币ESG、CCT（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债券发行和交易等方式，有效提升了市场活力，提高了离岸人民币的交易广度和深度，增强了离岸人民币定价能力。

　　三是有效探索了绿色金融和其他领域融合创新。今年1月新加坡交易所（SGX）完成首笔符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标准的碳信用代币化交易，将林业碳汇资产上链分割，最低投资门槛降至100美元。香港则成功发行总额60亿港币的全球首批多币种数字绿色债券，落地新能源领域现实世界资产区块链融资（RWA融资）等项目，蚂蚁数字科技也为基于ESG的新能源资产支持的代币化票据发行提供了技术支持。

　　二、上海发展绿色金融具有多重优势

　　1.绿色金融政策基础完善

　　我国已成为首个建立系统性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国家，形成了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强大制度基础。

　　中央层面：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提出多项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任务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明确了方向。

　　国家部委层面：201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2020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细化绿色低碳转型和绿色金融支持重点产业。

　　地方层面：《上海市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方案（2024—2027年）》从重点领域转型、完善能源市场机制、发展碳交易，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创新、完善财政保障和产业培育机制等方面明确了绿色转型行动路径和方案，目标是到2025年绿色低碳产业规模突破5000亿元；2024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18项制度创新成果。

　　2.绿色产业具有纵深优势，融资和结算需求较大

　　产业方面，上海依托国家级一体化发展的开放合作平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拥有强大的产业纵深，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业链条完整。同时，上海在风电、核能、氢能、碳纤维材料等多个绿色低碳关键领域拥有技术优势，目前已有25所高校院所和80余家新能源产业相关企业技术中心，成立了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多个新型绿色研发机构，为绿色低碳产业提供了扎实的技术和人才支撑。

　　绿色融资方面，2024年超95%的绿色债券在上海发行。上海本地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分别发行绿色债券35只和24只，发行规模分别为271.9亿元和349.6亿元，规模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截至2024年末，上海绿色贷款余额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增速大幅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

　　此外，上海在跨境人民币的应用场景也较为丰富。2024年，上海跨境人民币业务量占全国的47%，结算量占全国近八成。当年新增1.24万个经营主体选择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其中货物贸易项下新增主体占比30%。随着“双碳”目标深化，产业资金不断投入，研发力度持续加强，绿色产业有望持续保持规模和技术优势，从而推动人民币在新能源领域的计价和结算场景不断增加。

　　3.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集聚

　　一是上海金融基础设施完善。从机构看，上海集聚了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票据、外汇、黄金、保险等15家全国性交易所、交易市场，以及相关登记、清算机构；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达1771家，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近三分之一。

　　二是上海在能源定价方面具有成功的国际经验。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在橡胶等大宗商品方面取得领先定价权。同时，上海在铜、石油、黄金等产品上展开定价权竞争，“上海价格”指数在大宗市场已具有一定影响力。同时，上海也具有较好的融资环境，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指标连续4年排名全国第一。

　　4.绿色金融业态国内领先

　　近年来，上海从平台、指数、产品、融资支持等多个维度拓展绿色金融业态。

　　平台方面：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落户上海；2024年1月上海绿色金融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提供了一站式绿色识别服务，简化企业在发债过程中的绿色评估流程，累计入库超80个绿色融资租赁项目，融资金额超110亿元；2025年，上海上线碳普惠管理运营平台，打通政务应用，实现减排量“T+1”自动签发。

　　指数方面：2022年，上海环交所与上交所、中证指数合作发布碳中和指数，并推出对应指数ETF，该指数覆盖相关低碳转型企业；2024年，上海环交所联合上海期货交易所发布上海碳价格指数，为市场提供多元化价格基准。

　　产品方面：上海先后推出了碳配额远期、碳市场回购、碳配额质押贷款保证保险等多个创新金融产品，融资额超1.3亿元；绿色REITs、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等产品陆续在沪落地。

　　融资支持方面：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向中外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碳减排支持工具资金5.94亿元，支持机构新发放碳减排贷款20.4亿元，预计带动年度二氧化碳减排36.4万吨当量。这些举措有效盘活了碳资产、提高了市场流动性，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需求的有效融合。

　　三、上海发展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

　　1.绿色认定标准建设不足

　　近年来，全球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监管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部分国家和地区大力推进碳排放信息强制披露。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主动披露气候信息的上市公司家数已上升至2200家，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碳排放信息披露仍属自愿性质，而非强制性要求。上海在2024年1月上线了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了绿色项目的统一申报、认证和管理，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绿色项目认定和评级标准。由于绿色项目认定、评级、分类等标准的不一致，部分公司虽然宣称在经营中采取环保措施，但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却不符合绿色环保要求，存在“漂绿”行为。金司南金融研究院发现，在企业层面，上海乃至全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普遍存在选择性披露、实质性议题披露信息较少等问题。

　　2.总体设计有待加强

　　一是缺乏专门议事协调机构。新加坡通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发挥政策制定、投资资助的领头羊作用，该局召集了一个绿色金融行业工作组（GFIT），成员包括金融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和金融行业协会代表，统筹制定绿色分类法、改进风险披露、促进绿色金融解决方案落地、加强风险管理等政策，推动绿色金融发展。香港则建立了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作为专门的议事协调机构，中心负责统筹金融监管机构、相关政府部门、业界及学术机构在培训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由此建立起一个资源、数据及分析工具知识库，有效地推动了相关金融业态升级。而上海虽然有较多部门和机构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发展，但仍缺乏相应的专门议事协调机构。

　　二是对境外绿色投资的优惠措施较少。我国已发布境外债券投资者税收减免政策，但针对性和力度存在不足，境外投资者通过基金、债券等参与国内绿色金融发展的作用尚不明显。

　　3.离岸市场发展尚不充分

　　近年来，跨境人民币业务增长显著，相关新场景不断涌现。2024年，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55%；新型离岸经贸业务结算量同比增长110%。但离岸市场发展仍处于试点阶段，上海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境内人民币离岸市场，通过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账户本外币合一等机制，发展跨境结算、离岸债券等业务，债券领域主要是按照“两头在外，多级托管”原则，支持境外主体面向国际市场发债融资，2025年7月落地了首单5亿元自贸区离岸债券。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5年上半年中资离岸债总发行规模约116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产业债约23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达118%，产业融资需求旺盛。而国内绿色主体多选择在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地发行绿色债券，上海面临的战略发展窗口期较为紧迫。

　　四、政策建议

　　1.强化制度标准和认证体系建设

　　一是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关注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在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上的差异，主动应对监管框架变化，推动自愿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向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转变。加强底层数据建设，加快行业数据整合，通过企业生产、能耗、排放等各类数据构建企业碳排放档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绿色资产的识别、认证与管理能力，降低绿色投融资的信息不对称，提升绿色金融产品定价科学性与透明度。

　　二是建立统一标准体系。形成统一的绿色项目认定和评级标准，针对重点减排行业制定专项核算规则；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推动碳标准纳入全球供应链认证体系。强化碳交易平台建设，通过平台审核机制规范绿色交易运行，实现有效的市场约束。探索绿色项目集中评审，推动完善绿色企业认定、产品分类、基准参照、信息披露等标准化监管体系，形成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够对接国际主流的绿色标准。

　　三是推动绿色认证体系建设。完善认证机构监管机制，加强绿色认证机构建设，推动其在组织架构、技术能力、评估方法和国际互认等方面实现独立运作，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认证机构。同时，加强信用评级机构建设，将环境、社会和治理等因素纳入信用评级体系，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2.强化统筹设计，提升外部资金参与便利度

　　一是推动建立和完善专门议事协调机构。统一标准，加强政策协同和信息共享，统筹推动绿色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形成政策引导、市场运行、技术支撑相融合的绿色市场发展格局。

　　二是提升外部资金参与绿色项目的便利度。探索与国际主流绿色债券标准的互认衔接，降低合规与认证成本；鼓励境内外交易所开展绿色债券“互挂互认”试点，便利境外投资者通过“债券通”、合格境外投资者（QFI）等渠道投资我国绿色债券市场。

　　三是充分用好自贸试验区、离岸金融试点等政策优势。针对绿色项目融资需求，完善离岸外汇资金和资金清算的配套安排，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质效；鼓励金融机构适度创新离岸绿色信贷、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跨境并购融资等产品服务。同时，统筹绿色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有效防范“漂绿”、汇率波动、信用违约等潜在风险。

　　3.加大交易平台建设，丰富产品供给推动产业协同

　　一是充分发挥碳交易作为ESG体系中的核心载体作用。着力吸引外资，提升定价能力，推动碳市场多元化发展。丰富碳市场交易工具，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深入试点碳远期、碳掉期等衍生品，优化完善产品设计和交易规则，提升市场流动性和参与度，更好地发挥碳市场的资产配置、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吸引券商、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入市。

　　二是依托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优势加强产品创新。推动将各类环境权益纳入银行授信范围，有效盘活企业资产，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推动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等融资产品创新，探索开展ESG存贷款等业务，提升相关产品吸引力和竞争力。

　　三是加大激励支持，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工业节能降碳。建立健全绿色融资风险分担机制，设立专项风险准备金；对参与碳质押融资的企业给予贴息支持；进一步鼓励保险机构为投保企业提供环境风险减量服务，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4.强化创新驱动，抢占绿色和数字金融高地

　　一是建立和完善境外债券投资者投资绿色产品的税收减免政策。为绿色债券发行方提供第三方认证费用支持，推动绿色债券市场的壮大。通过政策引导和优惠措施，吸引更多国内外绿色金融机构入驻上海，推动机构集聚，形成协同效应。

　　二是深化金融科技运用。探索新业务监管沙盒机制，探索数字人民币、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大数据等在绿色企业认定和评估及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的应用路径；探索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全流程线上化操作，有效降低操作风险。

　　三是进一步加强人才吸引与培养。加强政策支持，吸引具有国际金融机构、评级公司、咨询公司或跨国企业ESG管理经验的外部人才；鼓励机构设立专职ESG岗位。面向现有从业人员加强环境风险管理、碳数据核算、可持续信息披露等方面培训，提升从业者业务能力。

　　（黄雯馨工作单位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杨晗工作单位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

　　本文为作者个人研究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