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青海大通农商行首席信息官刘守祖任职资格获得当地监管部门核准。不同于省市级的城农商行设立首席信息官（CIO），县域农商行设立首席信息官的情况，较为少见。

　　一家银行首席信息官的出现，意味着该行在信息科技部这一中层部门负责人之上，又设置了一名高管级别的统筹者，但又非简单的提级或兼任，因为首席信息官担负着一家银行数字化转型大任。

　　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迭代的当下，中小银行“赶车”“超车”的难度更高，首席信息官肩上职责不容小觑。

　　中小银行首席信息官陆续获批

　　大通农商行的注册地位于青海省西宁市辖下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是在原大通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础上改制组建而成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

　　近日，青海金融监管局披露，核准了刘守祖青海大通农商行首席信息官的任职资格。

　　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有10余家区域银行的首席信息官任职资格获得当地监管部门核准，且集中于省市级城农商行，以及省联社和省级农商联合银行。

　　其中，城商行中包括辽沈银行首席信息官温更、北京银行首席信息官明立松、长安银行首席信息官高永平、晋商银行首席信息官李钢、新疆银行首席信息官滕宏伟、哈密市商业银行首席信息官梁云鹏等，上述CIO的任职资格在今年获得监管核准。

　　农信体系包括，广州农商行首席信息官李亚光、北京农商行首席信息官易永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首席信息官李海涛，浙江农商联合银行首席信息官杨明以及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首席信息官马红刚的任职资格也在今年陆续获批。

　　上述区域银行首席信息官普遍的特点是，多为内部提拔或高管兼任。

　　不过，中小银行首席信息官从行外公开选聘的案例也在增多。

　　9月4日，郑州银行发布总行首席信息官选聘公告，在选聘条件方面，该行要求应聘者精通银行的各项业务，并拥有银行大型科技项目研发或主导实施经验等多项条件。

　　除郑州银行外，也有多家中小银行推进首席信息官选聘事宜，如上饶银行于今年5月发布了面向全国的首席信息官招聘公告。

　　首席信息官：不仅懂业务与技术，还要有话语权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在重新诠释首席信息官这一角色的含义。

　　今年以来，国有大行、股份行以及头部城商行纷纷加大对金融大模型的投入，只恐落下半步。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2025年半年报，可谓AI应用百景图。大中型银行不必多说，有条件的区域银行也不甘示弱。

　　以上市农商行为例，常熟银行半年报显示，该行积极推进大模型技术的本地化部署与场景化落地，完成满血版DeepSeek等底层模型的评测与上线，并成功投产代码生成、知识管理、信贷审核等6项大模型助手，覆盖智能客服、办公协同、研发支持、精准营销及智能风控等多个业务领域。

　　整体观察，一方面，资源雄厚的大中型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具有财力和人力的绝对实力，数字化技术底座夯实，当前更是大力探索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金融业务的融合，先发优势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一些区域中小银行囿于自身资金、人才等诸多不足，数字化转型还处于追赶阶段，甚至数据治理还有待突破，后发追赶距离再加大。

　　值得反思的是，除了自身财力、人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外，不少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的主观努力方面，也往往陷入死胡同。如一些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仅仅由单一的信息科技部门牵头，或虚设数字化转型办公室，或数字转型存在前置工作数据治理不彻底等诸多问题。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普遍困境，北京银行数据管理部刘继旺曾从一线角度发文总结，他认为一些中小商业银行往往没有单独设立数字化转型专职部门，而是将数字化转型工作作为科技部门或者业务部门兼顾的工作。但是，科技部门往往是科技思维占主导地位，业务思维相对薄弱，如果让科技部门牵头数字化转型，容易受到IT建设惯性思维的影响。

　　券商中国记者从业内了解到，首席信息官，意味着从科技和业务双线角度去统筹一家机构的长远发展，不仅在自身素养方面既懂科技又懂业务，也能在一家机构管理层中具有足够的话语权，才能真正地结合机构自身业务，去落地一系列金融科技赋能项目。

　　如上述郑州银行公开选聘首席信息官就特别提到，要求应聘者“深刻理解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并强调应聘者要精通银行业的各项业务。也就是说，郑州银行对未来的首席信息官有着技术和业务“双线”期望。

　　可以肯定的是，当前以及未来，一家银行的首席信息官的“含金量”、重要性会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