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语攻击美联储主席，特朗普气势凌人；下令解雇美联储理事，特朗普步步紧逼；直接安插亲信进入美联储核心层，特朗普毫不避讳。这场关乎政治力量与经济规律、行政干预与市场工具、宪法权限与制度边界的激烈较量与尖锐斗争，不仅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利益对抗与相互否定的又一次公开表演，更可能彻底动摇乃至摧毁美联储的独立性根基，同时改变现代货币政策体系的格局与走向，进而颠覆美国宏观政策的固有规则与演进顺序。更重要的是，全球金融市场很可能在这场“腥风血雨”中剧烈震荡。

　　守护独立性

　　无论是回溯美联储的产生背景，还是考察其诞生的初衷，抑或追踪其发展过程，都不难发现，独立性既是美联储的深厚底色，也是其顽强守卫的一面神圣大旗。1907年，美国商业国民银行以及纽约第三大信托银行尼克博克斯信托拉响破产警报，随后发生挤兑风潮，现金严重告急，且挤兑危机可能继续传染到其他银行以及信托机构，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遭受冲击。恐慌之下，摩根银行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联合多家金融机构出资救市，危机传染链很快被阻断。经此一役，美国政府看到了市场力量的强大，也更担心私人经济会干预和控制国家金融调控大权，美联储因此横空出世。

　　看得出，美联储就是为维护国家宏观政策运行独立性而产生的，只是隔离商业力量的干预风险是一回事，如何防止政治力量对新创建的美联储构成直接干扰则是另一回事。就此，由共和党议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挂帅的临时委员会经过近两年时间考察后起草了《奥尔德里奇计划》，其中许多内容纳入到了民主党议员卡特·格拉斯的调查报告中，并得到了随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威尔逊的首肯，最终有了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成熟落地。

　　按照上述法案，中央银行联邦储备体系由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地区联邦储备银行、成员银行、联邦顾问委员会五个部分组成，其中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FOMC、地区联邦储备银行是三个最重要的实体。作为货币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成员由7名执行委员（理事）和12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共同组成，而FOMC由理事会7名执行委员、5名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组成；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的日常决策代行机构，12名委员中只有7位执行理事才有决策投票权，其他5位列席公开市场会议，参加讨论的同时也会对FOMC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另外，地区联邦储备银行采取董事会制，董事会成员由行长和8名董事组成，分布于美国12个联邦储备区。

　　很难说美联储是一个纯政府机构，也不可断定美联储是一家私人组织。一方面，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内的美联储7名执行（常任）理事都须经过总统提名与国会确认后才能就任，并且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成为FOMC成员也须获得美联储理事会的批准。同时，就如同美联储承担着创造货币、货币政策制定以及金融监管等职责一样，地区联邦储备银行也履行着中央银行的公共职能，如分配纸币与硬币等，以此观之，美联储显然具备了公共机构的性质。另一方面，从财产所有权来看，美联储的资产主要由3000多家会员银行集体入股所成，并且后者还是私人所有的金融机构，也正是这样的股权结构，才使美联储具备了非公有化的属性，同时也可从组织的角度让美联储的独立性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首先，无论是美联储还是地区联邦储备银行，都不是营利机构。在不接受国会拨款的前提下，美联储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持有证券的利息收入，由此可以完全摆脱对公共财政的依附。其次，美联储没有追随行政官员的有效任期。美联储7名执行理事的任期长达14年，远超总统的4年任期，且任期交错，这增加了总统在任期内控制理事会的难度。同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由当地成员银行选举产生，这意味着其进入美联储理事会的权力从一开始就不在总统手中。更为重要的是，1977年《美联储改革法案》进一步明确规定，美联储仅对国会负责，不受总统指挥。如同任命理事需征得国会认可一样，总统罢免理事也须经过参议院这一关。

　　必须强调的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并非只来自纸面上的规定，而是在经过危机的残酷洗礼以及屡屡试错的深刻反思后逐步确立与巩固起来的。“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发行了巨额国债，财政部要求美联储“钉住”国债收益率以降低利率，美联储被迫服从。结果战后出现了大通胀，这倒逼美联储与财政部展开谈判，进而于1951年达成了“财政部-美联储协议”。这在美联储独立性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根据该协议，美联储摆脱了财政部的控制，且不再承担维持国债利率稳定的义务，美联储独立性的重要实践基石由此奠定。

　　尼克松执政后期，美国失业率加速上行。在白宫的压力下，美联储推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不仅就业市场没有改观，反而在能源价格上涨的驱动下，通胀急剧恶化。情急之下，美联储连续采取紧缩措施，但通胀依然肆虐。随后，卡特政府任命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顶住了空前的政治压力和公众批评，毅然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至两位数以上。虽然此举引发了经济衰退，但却成功遏制了恶性通胀。沃尔克因此赢得了“通胀斗士”的称号，美联储也在获得巨大公信力的基础上，看到了独立性大旗迎风飘扬的胜景。

　　负面影响

　　与FOMC只有7位执行理事有投票权不同，美联储理事会中的19位理事均具有投票资格，且遵循多数原则。如果特朗普能够赢得7位执行理事中的多数席位，同时通过操控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人选并将其绝大部分纳入自己的阵营，他便既能决定联邦基金利率（FFR）的调整，又能左右存款准备金利率（IORB）的设定，从而全面掌控并重塑现有货币政策制定框架的多种工具。对此，德意志银行的报告指出，这将是美联储在独立性“防火墙”被破除后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之一。

　　一般而言，美联储手中有FFR、IORB和隔夜逆回购利率（ONRRP）三大直接影响利率的核心工具。其中，FFR和ONRRP的变化由FOMC投票决定，而IORB的调整则由理事会多数票表决而成。按照惯例，理事会总是将IORB设定在与FOMC利率目标区间相适应的水平，以确保FFR稳定在目标范围内。对于特朗普来说，能够通过FOMC直接压低FFR从而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FOMC投票出现意外，他还可以推动理事会单方面投票降低IORB，从而实现宽松政策目标。虽然FOMC能够通过调整ONRRP来进行对冲，但这种利率工具的对抗势必会导致货币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动态，最终对FOMC传统决策框架构成直接冲击。

　　历史上，除了尼克松时期美联储因放弃独立性从而导致恶性通胀的沉痛教训外，近年来也不乏类似事件。土耳其因总统埃尔多安屡次干预央行利率决策，酿造出通胀居高不下的残酷事实。仅今年7月份，土耳其的通胀率就同比飞涨了33.5%。

　　此外，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追踪研究发现，1998年获得独立性的英国央行，其独立性提升与通胀下降的趋势一致。多数独立央行在疫情后通胀飙升的情境中，仅用两到三年便控制了通胀。因此，一系列事实证明，央行独立性是抑制通胀、维护长期经济稳定的基石。对于美联储而言，一旦独立性丧失，破坏的不仅是其在民众心中抵抗通胀的公信力，更是对其物价走势前瞻性指引政策的瓦解。这两方面的联动，可能引发公众对通胀预期的恐慌蔓延。

　　美联储掌控着美元的铸币权，其独立性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元信用的支撑。尤其是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占比59%，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比60%，美元债券在全球融资中占比60%以上。这种显著的优势地位，无一不是建立在对美联储信任的基础之上。因此，除了美联储独立性受损可能引发长期通胀风险、拉低美元价值外，各国更可能担心美国为自身利益而滥用货币政策，尤其是为刺激经济而大幅降息，从而导致美元贬值。国际金融市场中本来就较强的“去美元化”趋势，因此可能加速升级，进而强化美元的下行风险，最终动摇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的主导地位。

　　对于特朗普来说，削弱美联储独立性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通过降低美元利率来拉低美债收益率，最终削减政府融资成本与公共财政赤字。然而，货币政策配置资源的基础将因此被颠覆，并沦为债务管理的工具，同时推动美债风险敞口进一步放大。一方面，短期美债收益率会因货币政策放松预期增强而下降，但长期国债收益率会因长期通胀上升的担忧而上升，美债收益率曲线的关键部分将呈现出陡峭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依然会担忧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风险，并要求更高的溢价，进而推高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标准普尔全球评级最近在确认美国的AA+信用评级时已发出警告称，如果政治发展影响到美联储的独立性，美国的评级可能会进一步“面临压力”，在美债可能遭遇新一轮巨大抛压的同时，美国政府的违约风险也会加急上升。

　　最后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美联储还是与其紧密关联的制度配置，历来被视为许多国家的参照范本。全球超过100家央行的“正式独立性”程度在过去几十年不断提升，多家央行获得了“不受政府意愿干预的决策自主权”“禁止向政府提供贷款”等权力。但同样，如果美联储开启独立性的边缘化窗口，也将为全球其他央行树立一个糟糕的榜样，特别是在一些民粹主义倾向本来就很浓厚的国家，政府对本国央行的控制可能会达到极致。另一方面，随着美元信用因美联储独立性的削弱而稀释，源自美国本土的通胀必然对世界各国构成传导性侵害。而且，在全球非美国家出口已经遭遇关税政策重创后，接下来很可能还要面临美元贬值的残酷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