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险机构数量较峰值大幅压降；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支持近2000万套住房建设交付；2025年6月末与2023年初相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金融债务规模下降超50%……一系列变化见证“十四五”期间中国金融改革化险成效。

　　金融稳，经济稳，我国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实体经济筑牢“安全屏障”。

　　蹄疾步稳

　　“一省一策”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

　　2025年2月，河南农商银行“开门迎客”。作为河南规模最大的地方银行，它由河南农商联合银行、郑州农商银行等25家机构通过新设合并组建，全面承接这些机构的资产、负债、业务、人员等。原机构则“卸下”独立法人身份，转型为这家省级统一法人农商银行的分支机构。

　　这是河南本轮农信系统改革的第二次“蜕变”。回溯至2023年，河南在省联社基础上设立了河南农商联合银行。这种“联合银行”模式，在成立省级独立法人机构的同时保留基层法人，形成“两级法人”架构，在浙江、广西等地区落地。如今河南转向的“统一法人”模式，则不再保留基层法人，这与辽宁、海南等地的改革实践相类似。

　　作为“十四五”时期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重头戏”，我国农信社改革沿着“一省一策”、因地制宜的思路，理顺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推动系统重塑、化解不良“包袱”，通过新设重组合并等形式让中小机构得以“抱团取暖”，以规模效应为地方法人机构筑起更坚固的“抗风险屏障”。

　　“5年来，农信社改革蹄疾步稳，过半省份组建省级法人机构。”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改革重塑之下，一些问题机构化解了历史“包袱”，重建了“造血”能力，在增强自身经营稳健性、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同时，也得以更好地支持当地经济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成效显著，我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从2019年的4600多家，降至2024年末的4295家，金融资源配置持续优化。

　　“近年来，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工作力度明显加大。”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措施包括：采取兼并重组、在线修复、市场退出、补充资本等措施，以体制机制改革提升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发挥存款保险的流动性救助作用，加大不良资产处置；提升中小机构公司治理水平，避免银行成为个别人的“提款机”，增强稳健发展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当前，我国的高风险机构数量、高风险资产规模，都较峰值大幅压降，在金融体系中均占比较小、风险可控。数据显示，2025年二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49%，较2020年末的“1.84%”明显下行，资产质量总体向好。

　　精准拆弹

　　防范化解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风险

　　几经辗转易手、面临大额银团贷款违约，上海大兴街项目历经20余年仍未完成拆迁安置；本土优质房企郑州康桥集团，也由于城改项目资金大量占压，经营一度步履维艰…… 近年来，一些房地产项目遭遇困境。

　　作为金融纾困力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发挥其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地产开发运营、资产主动管理等能力，为“搁浅”项目和遇困房企注入生机：推动上海大兴街项目45亿元存量银团贷款风险化解，解决欠缴拆迁费6亿元，全面完成1006户拆迁安置，并推动项目正常开发建设；以 “股权收购+股权隔离+增量投入+联合建设”组合拳，对郑州康桥集团3个重点存量项目注入纾困资金并实施实质性重组……

　　从房企积极自救到金融机构主动纾困，始终有金融支持政策“保驾护航”：多部门联合推出16条金融举措，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金融监管总局牵头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白名单”项目贷款超过7万亿元，支持近2000万套住房建设交付；着眼于房地产市场需求端，央行优化调整首付比例、房贷利率等多项政策。

　　“房地产市场仍朝着止跌回稳方向迈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十四五”期间，我国积极化解融资平台债务风险。2024年11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批准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化解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方面，央行推动地方政府统筹资金、资产、资源化解债务风险，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转型为市场化的经营主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债务重组，降低融资平台流动性风险和利息负担。相关工作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效。

　　截至今年6月末，与2023年初相比，我国融资平台数量下降超过60%，金融债务规模下降超过50%，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水平大幅收敛。

　　“当前经济运行正处于恢复发展、动能转换、产业升级的关键期，地方债务与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相互关联，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曹婧对记者表示，财政金融协同化解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就是守住国民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底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意味着我国有条件保持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未来的宏观调控预留更多政策空间，也为提振经济增速赢得时间。

　　监管提质

　　筑牢金融稳定“堤坝”

　　金融监管总局成立后，我国金融监管开创了新局面。李云泽日前表示，金融监管总局系统机构改革圆满收官，“四级垂管”架构有效运转，金融消保统筹工作扎实推进，省市县三级防非打非机制全面覆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五大监管”得到全面强化。

　　董希淼认为，“十四五”期间，金融监管总局推出的系列监管改革措施，包括实施“五大监管”、建立“四级垂管”架构、实施差异化监管政策、构建“大消保”格局等，对于提升金融监管效能、防范金融风险、解决金融消费领域的民生痛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据悉，“四级垂管”是金融监管总局县域监管支局统一挂牌后，形成的“总局—省局—分局—支局”监管体系。

　　“基层支局身处一线，能更及时地监测和预警地方金融风险，并配合地方政府化解风险。”董希淼表示，县级监管支局的设立和强化，极大地延伸了监管触角，提升了区域性风险防控能力。县级支局作为“政策传导最后一公里”的落实者，也能更直接地引导金融机构服务当地实体经济。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多方联动的“大消保”格局已初步建成。董希淼认为，在“大消保”格局下，金融消费者投诉回应和纠纷解决的效率得到提升，多元化调解机制成功化解大量纠纷。同时，金融消费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也在逐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