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刷屏、规训、异化……西方现代思想并非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直接回应着我们当下的精神困境和意义危机。在《西方现代思想十三讲》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认为“当下和所谓的现代性从未脱钩”，尽管现代性之后，又出现了后现代性的概念，但“今天全球范围内弥漫的焦虑和忧郁，毫无后现代的游戏感，是经典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和本雅明笔下的情绪。它不是六十年代的延续，而是一个世纪前的现代主义的回音。”
新书源于汪民安的课堂讲稿。他这样介绍讲稿的特别之处，“在课堂上，我会让学生尽可能完整地理解文本，尽可能地对文本做相对整全的语境性分析，把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和重要性显示出来，也将它和另外的文本关联起来。虽然我知道不可能，但我仍然希望人们能够用某种关联性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思想，比如说，我希望人们能够在马克思，韦伯和福柯之间找到一些共鸣，也可以在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之间找到线索。”
20年前，汪民安出版过一本小书《现代性》，这是一本有关现代性的思想框架，提及很多现代思想家，但大部分只是抓住核心寥寥几笔一带而过。本书则更加复杂和丰富。汪民安说，本来他还有更多讲稿可以纳入，“但我知道今天的人对长篇大论没有耐心，短小的篇章有人去读就已经令作者感激不尽——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最后一代出版纸质书的人了。”
汪民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8
西方势不两立的保守派和进步派都被现代性问题苦苦缠绕
界面文化：在出版了《现代性》《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和《情动、物质与当代性》之后，为什么会出版这样一本《西方现代思想十三讲》？同后现代性和当代性相比，现代性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吗？
汪民安：近些年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的回潮让我重新阅读和反思现代性的问题。保守主义和现代思想，尤其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格格不入。今天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启蒙的思想遗产而展开的。我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完成的这本书。我年轻时读这些启蒙思想的著，纯粹是把它们当做知识来对待的。但今天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不仅仅是把它们当做知识，而是当做理解现实的背景。我想搞清楚的是，我们今天的很多习以为常的观念到底是如何诞生的，它又是如何遭到质疑以及它为什么不断地遭到质疑。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问题不是一个过时的问题，反而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了。今天的思想现实都与之紧密相关，它们从那里诞生，但也构成了它们的最新篇章——可以说，西方势不两立的保守派和进步派都被现代性问题苦苦缠绕。要说有什么过时的问题，大概就是后现代这样的问题。人们现在很少提及后现代这个概念了。
界面文化：如果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普通读者讲解，你会如何区分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当代性？
汪民安：这每一个概念都可以写一本大书。如果你非要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单地说几句的话，那就是，现代性指的是现代社会的诸多特性，后现代性当然是后现代社会的诸多特性，而当代性就是当代社会的特性。但这自然就要问现代社会指的是哪个社会，后现代社会指的又是哪个社会，而当代社会指的是今天的社会吗？
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时期划分也有不同的看法，人们会说，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进入了现代时期（早期现代），当然也可以说，18世纪中期之后的启蒙时期的欧洲才算了进入了现代社会，你也可以说这是现代的第二个阶段，这个社会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后的20世纪中期。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现代社会差不多持续了400年。这400年来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等等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它们之间也都在相互呼应，影响甚至冲撞。从不同的社会层面，从不同的学科传统来看待这一变化就会出现不一样的现代性概念，比如体制的现代性和文化的现代性等，它们并不相同，甚至可能出现冲突。所以，现代性总是意味着某一个层面的现代性，甚至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也会出现不同的现代性。没有一个笼而统之的现代性定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文化史家在使用现代性概念时可能谈论的东西完全不同。
但是反过来，它们也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共识——要不然为什么都用这同一个概念呢？这个最基本的共识或许就是现代欧洲在慢慢地摆脱了神学的无所不在的笼罩地位。你可以说，16世纪以来的欧洲被称为现代的，就是欧洲不再是绝对由神圣上帝主宰的欧洲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所以至关重要，就是因为这两个思想潮流都将人从对上帝的虔诚信奉中解脱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一个最基础的共同语义或许是人的自主性的逐步确立。整个现代社会是围绕着这一点而逐步展开的：人凭靠自己的主动性来建立社会，而社会的建立目标也旨在鼓励和激发人的主动性。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一切都是以上帝的旨意为目标的。
界面文化：后现代性和当代性又意味着什么？你曾经谈到，后现代这样的概念已经远远不能表达今天世界更复杂的经验现实，现代主义式的忧郁遍布全球。“不是安迪·沃霍尔或鲍德里亚所面对的历史情景，反而像是更早的本雅明和卡夫卡所置身的历史处境”。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
汪民安：后现代性这个概念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明出来的，它用来指的是196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的状况。理论家们认为西方现代社会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或者说出现了一个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时期，即现代社会之后的时期，所以被称为后现代，当然，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现代社会的后期，就像16、17世纪可以被看做是现代社会的早期一样，20世纪中期之后可以看做是现代社会的后期。
这个概念变得流行是由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这本书所推动的。人们说的后现代性指的是这个新出现的社会的诸多特性。同样，不同的人对这个概念的解释也是不一样的，当时有很多美国理论家——我特别要强调一点的是，主要是美国人而不是欧洲人使用这个概念——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各个层面上列表进行对比。如果我们笼而统之地说现代社会还是强调理性，建构，总体性，进步主义的目的论，以及对确定性和秩序的追寻，那么，后现代性则相反，强调的是解构，碎片，瞬间性，表层游戏，以及带有强烈虚无主义色彩的快感等等。人们也常常因此贬低后现代性。不用看书本，我在现实中就听到了太多的对后现代的斥责的声音。但是，或许与我们的一般常识相反，后现代性在伦理方面或许并不低于现代性，理性的现代性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暴露出它的非理性的野蛮一面，可以将后现代性理解为对此的一个应激反应。
当然，人们习惯夸大自己时代的特异性。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60年代出现的新的社会和思想特征当然非常特别，但它是不是就是和现代社会存在根本的差异从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也就是说真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后现代时期呢？实际上，今天全球范围内弥漫的焦虑和忧郁，毫无后现代的游戏感，它们是经典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和本雅明笔下的情绪。它不是六十年代的延续，而是一个世纪前的现代主义的回音——或许历史并没有发生激进的断裂。我们还活在现代主义的情感氛围之中。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越来越少地提及后现代这个概念了，它的命名能力和说服能力在减弱。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历史也在发生激进的变化，但这个变化不是在60年代发生的，而是今天网络社会和人工智能的兴起所带来的社会激变。我这样说，当然也可能会夸大自己时代的特异性——人们总是觉得自己的时代独一无二。但无论如何，人们不怎么将今天这个时代归结到后现代的名下了，如果既不用现代也不用后现代的话，那怎么描述今天的时代呢？只能使用当代这个词了，当代不过是权宜之计的命名，它反正不是一个错误的用法。当代性指的是什么？它非常含糊，没有人像列举后现代性那样一一列举出当代性有哪些特征。当代性这个概念的流行多少跟阿甘本相关。他不是说出了当代性有什么特征，而是说，人们对待他所处时代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具体地说，当代瞬息万变，人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和当前时代保持距离，从而紧紧盯住当前时代。当代性，在阿甘本这里，是以一种姿势和态度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意义的。
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诸多观点都是来自启蒙思想
界面文化：启蒙是这本书的第一讲。这个词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甚至到十年前在国内都蛮热门，但是在当下“启蒙”这个词已经很少有人在正面地提及。你如何看待在舆论场上“启蒙”一词的火热与变冷？
汪民安：启蒙一直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甚至可以说是关于现代性讨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人们有时候就将现代性称为启蒙现代性。18世纪启蒙思想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旧存在，至今还在争论。今天全球范围内的观念和思想之争可以说是启蒙和反启蒙争论的延续。也可以说，启蒙从未远离我们，我们还是活在启蒙的传统中。你之所以觉得启蒙这个词变冷了，或者很少人提及了，这不是因为启蒙思想本身变冷了，而是因为它们很多已经成为常识了，它被消化了，以至于我们现在不常使用这个词，不用这个词就意识不到这个思想源头。实际上，我们忘却了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诸多观点都是来自启蒙思想。
类似于理性、平等、自由、权利这些在今天看起来平淡无奇的词语，在当时都有特定而强烈的批判性目标，它们包含着巨大的战斗激情。康德说，启蒙是欧洲人成熟的门槛性标志。在这之前，欧洲人都是不成熟的。可见，启蒙和启蒙之前的时代有一个巨大的断裂，它们实际上也是一场激烈的思想战斗。这样全新的有着巨大影响的思想不可能不首先遭到信奉传统的保守主义的反对。这是第一波对启蒙的批判。而启蒙是一个过程，一个工程，随着启蒙的推进，启蒙也暴露了自身的问题，启蒙也可能会走向它最初愿景的反面。这就是著名的启蒙辩证法。因此，对启蒙的批评也会来自保守主义之外的另一些人，甚至来自启蒙传统内部的人——比如说，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和德国的批判理论家这样完全不同的群体，它们是启蒙的后裔，但也对启蒙的某些方面持批判态度。也就是说，对启蒙的批判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视角。而启蒙在面临批判时有时会调整，这种调整有时是温和的，有时候会也会针锋相对地变得更加激进。这样，启蒙作为一个思想传统，作为一个思想工程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但无论如何变化，启蒙的内核，民主、理性、权利、平等、自由和科学等等仍旧是它坚持的重要观点。
哲学家康德
但是，这些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思想分歧，与其说是对这些观点的简单批评或捍卫，不如说是对这些观点的不同理解，人们都在争夺这些词语的意义。实际上，今天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声音去说这些词语。你看，每个人都在说技术，但每个人说出的技术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对技术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但都不是对技术的简单肯定或者否定。也就是说，在今天，启蒙提出的思想概念是作为一个框架在主导着今天的思想争论。人们不是简单地肯定启蒙或否定启蒙。保守派也不会笼而统之地否定自由。
界面文化：你曾经谈到，哲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让人去“激活”，让它“重生”，开掘出哲学家自己都意识不到的秘密。所以你认为思想有没有新旧之分？究竟是如何让这些思想“激活”和“重生”的？比如说，当下文科院校都在谈AI，而这些思想家从来没有谈过AI，我们能用他们来解释当下的现象吗？
汪民安：伟大的思想是跨越时间的。要不然今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读柏拉图或者庄子呢？他们有超历史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没有新旧之分。只不过每个时代的人都带着自己的问题和眼光去读这些经典文本进而得出不一样的意义。这也就是所谓的思想激活或者重生。我举一个例子，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柏格森是法国20世纪上半期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但到下半期突然就被冷落了，人们不读柏格森了。
直到德勒兹的生命哲学的出现，柏格森又被重新激活了。我在这里当然不是介绍德勒兹对柏格森的解读。当AI出现的时候，我想到的哲学家就是柏格森。他在世的时候当然没有所谓的人工智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AI这样的智能出现。但是他的《创造进化论》内在地预示了这种东西——顺便说一下，这本书在冲击力和优雅之间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名副其实——他在这本书中说，生命冲动一直在向上突进，但在这个过程中总是会遇到障碍，而遇到障碍就会产生爆炸，爆炸后就会发生分化，分化的一部分停留在原地不动，就失去了进化的动能，分化的另一部分克服了障碍就继续向上突进，生命在克服这种障碍后就获得了新的形态。而每一次克服障碍都是一次智能和意识的提升：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到植物到动物直到人，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冲力不断地克服障碍的结果。
柏格森说，人成为了最后的生命，最高级的智能。但是，他的理论同时也明确表明这种生命冲力实际上不可能停滞下来，它要永恒地冲动，要永恒地克服障碍获得新的进化。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就不可能是最后的终点，一定还有另外一种生命冲动突破人这样一个障碍。这是他的理论的一个内在矛盾。这是因为他当时想象不到还有什么东西能突破这个障碍，他只好讲将人作为进化的终点了。但如果我们将AI作为一个突破人的障碍而形成的新的生命形态的话，他的理论就得到了证实。我们也可以根据他的理论进一步推测出这样一种可能性：AI是一种生命形态，它和人的关系，就像人和动物的关系一样，但AI也不是最终的形态，还有更高的智能，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而已……
界面文化：你曾经谈到“我很少尝试用某一种先在的理论去解释某一种现实这样的工作方法。我更喜欢直面现实本身去描绘它，我越来越喜欢现象学的方法了。”学生写论文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理论和现实脱节”的问题，去生搬硬套理论，你一般会怎么去引导？你最近又在描绘什么现实？
汪民安：谈不上什么引导，我会看他们的论文，从我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如果他们认为有道理就会接受，他们觉得没道理就算了，我不强求。现在的学位论文写作越来越像是一个职业训练过程，就像一个体育运动员天天参加训练一样。训练得越久越严格，论文就写得越来越合乎规范，越来越像一篇适合杂志发表的论文——就思想和观点的表述而言，我不知道这样一种写作形式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所以我在跟学生谈论文的时候，也会说一些我自己并不是很认可的原则。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尼采，本雅明和德里达这些人都可能无法获得学位。
我有一些写作计划——这也是我现在最主要的消磨时间的工作了——我明年要出的书是一本关于生命的书，我还有一本关于大地的书也完成了多半。我希望在纸质书消失之前，我还能多印几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