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一个全国性的教育论坛上，有知名学者谈到，他几次参加教育类论坛和学术奖项评选，发现很多教育界学者研究的理论问题类似，重复研究多且不够深入，跟风热点研究多，但对于基础教育领域一些重要的难题关注却很不够。

　　在人工智能对教育正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当下，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教育其实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尤其需要教育研究者和基础教育工作者共同构建教育学自主话语体系。

知识传播方式的变化带来新的机遇

　　伴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交织，教育研究领域话语体系的自主程度，直接映照出一个国家的教育自信与文化自觉。在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征程中，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概念体系解释教育现象、用自己的理论框架解决教育问题，从而为人类教育文明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

　　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永谋提出了“全球知识流动‘渗透压’正在消失”的论断，这也意味着长期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在教育研究领域的优势正逐渐消失，在AI技术重塑全球知识生产与传播格局的当下，为我们构建教育学自主话语体系带来了机遇。

　　AI带来的不仅是教学工具的革新，更是知识权力结构的重构。当知识获取的门槛大幅降低，当学术理论的传播实现零时差，这种知识流动的即时性便消解了话语霸权的根基。在AI翻译、智能检索等技术支持下，西方教育理论的传播不再依赖学术精英的筛选与解读，中国的普通教师都能便捷获取第一手资料并进行批判性审视。

　　这也打破了长期存在的“西方原创—中国诠释”的话语等级，使得中国的基础教育工作者能够直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智慧。但是，中国教育学者若仅满足于用AI来批量“山寨”西方理论，或对“核心素养”“课程图谱”等术语进行浅表化重组，将彻底失去在思想原野开垦的能力。全球知识流动渗透压的消失，意味着“单向输入”模式的终结与“平等对话”时代的开启。

　　坦率而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一些教育学界的学者正是通过搬运国外教育理论从而将之作为自己的学术资本。但当知识传播方式发生变化，这对于中国千千万万的基础教育工作者而言，正可以抓住契机，参与构建全新的中国基础教育自主话语体系。

预设“操作系统”，导致实践逻辑“水土不服”

　　审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研究在很多时候仍停留于概念移植的“借壳生存”，这种现象并不令人乐观。

　　中国基础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引介与借鉴。这种跨文化的知识流动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合理性，却在长期实践中演变为一种不自觉的话语依赖。从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到杜威的“做中学”，从布鲁纳的结构主义到建构主义的风靡，西方教育理论如同预设的教育“操作系统”，主导着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方向与实践逻辑。

　　再比如，从“多元智能标签”到“核心素养包装”，诸多西方概念被抽离文化土壤后强行嫁接。部分学校盲目追捧“项目式学习”，却忽略了项目学习背后所需要的师资、环境、课堂内外的配合。热闹的课堂活动背后，由于缺乏对知识深度与思维进阶的深刻理解，最终演变为拍照打卡的“活动秀”。

　　这种教育话语的“形似神离”，暴露的正是中国教育本土概念原创性的贫瘠。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依附性正催生“学术代工”模式。翻阅教育类核心期刊可以发现，大量论文仍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引介、验证层面，真正基于中国基础教育实践的原创性研究凤毛麟角。这种“以译代研”“以引代创”的学术生态，导致基础教育研究陷入“西方出题、中国答卷”的被动境地。

　　同时，实践逻辑的“水土不服”造成基础教育资源的严重耗散。就以近年来备受重视的STEM教育为例。一些学校盲目斥资建设实施各类STEM主题实验室和人工智能科创实验室，但如果只是重视硬件投入和形式上的创新，忽视教师能力结构的提升、脱离本土课程体系，并且缺乏外部环境和政策配套，很容易造成STEM教育只是一时的热闹，最终难以达成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

为解决世界教育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教育话语权的终极战场其实不在于高大上的术语包装，而在思想密度的较量。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话语体系之路，主要在于向思想高原的攀登。而攀登教育的思想高原，需要在历史根基、实践土壤与理论创新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首先要深掘历史根基，激活文明基因，让传统教育智慧焕发新生。中华优秀的教育传统绝非古代典籍里的“传说”，而应该是滋养当代教育的活水源泉。孔子的“因材施教”、朱熹的“循序渐进”、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等思想精髓，即使立足当代教育实践反观，也依然蕴藏着超越时空的教育智慧。

　　近年来，当西方教育者困惑于技术伦理与人文价值的割裂时，我们确实有一些学校正从“天人合一”的传统中寻找人机共生的答案，为教育注入独特的文化底气。

　　比如，在传承中华优秀教育传统智慧上，徐汇区的位育中学、位育初级中学、西南位育中学等位育系学校的教育实践颇具启示意义。这些位育系学校的校名取自《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多年来他们践行“中和位育”的育人理念，围绕着“创造、生长”的教育目标发力。在科技课程中，师生将“格物致知”的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探究结合，培养既懂实验方法又明人文关怀的探究者；在德育实践里，“知行合一”的精神转化为“志愿服务+生活实践”的成长路径，让品格养成扎根生活土壤。

　　不仅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学校在进行具有学科标识性、理论标识性、中国标识性的探索。如何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更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值得从事教育学研究的更多学者去挖掘、传承。

　　其次，教育研究者需要扎根实践沃土，提炼中国方案，让本土经验升华为理论智慧。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体系，中国基础教育变革的深度与广度，其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富矿。譬如上海的课程改革历经“一期课改夯基础、二期课改强素养、新时代课改促融合”的三十多年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课改”路径。如何通过“学科+生活+社会”的立体设计，回应人的全面发展需求，需要教育研究者进一步研究、阐释，为全球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第三是需要更多教育研究者和基础教育工作者共同勇闯理论前沿，锻造原创概念，让中国思考参与世界对话。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与研究中，面对AI教育、脑科学、教育神经学等新兴领域，中国教育学者正从追随者转变为开拓者。比如，上海师大向世界推广的上海数学教育的“掌握式”模式，提炼出的中国教师给予每一个学生的信任和有效的学习机会与支持，以及“把握具体到抽象的配合、倡导知识掌握和探究发展并举、包容和尝试新的教学方法”等三个原则，让英国教育界深深折服并系统引进。

　　再如，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所提出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改变了传统教育学“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泛；北京第一实验学校探索的“学习社区”模式，将古代书院“切磋辩难”的学习传统注入现代走班制，构建起师生共生共长的教育生态等等。这些中国基础教育原创的探索证明：真正的自主话语，诞生于用中国思维解决世界教育难题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