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岭铜矿遗址位于江西省瑞昌市夏畈镇，始采于3300余年前的商代中期，发展于西周，盛采于春秋，延于战国，连续开采了1000多年。

　　时至今日，铜岭古铜矿遗址的考古研究仍然不断有新的成果产出。而铜岭古铜矿的30年考古历程，不仅对中国文明史有着重要意义，其三代考古人的经历，以及三代人在考古中面临的不同挑战，也是中国文物发掘保护历史不断进展的一个缩影。

第一阶段考古队副领队刘诗中：寻宝难，护宝更难

　　“在铜岭古铜矿遗址进行保护性发掘，最开始，我们觉得寻找商代青铜文明起源的线索很难。但是找到遗址后，如何守护好它，是更大的挑战。”刘诗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万千。

　　1988年，瑞昌铜岭铜矿遗址迎来首次考古发掘。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发掘”，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诗中是一期考古发掘工程副领队。

　　据刘诗中回忆，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铜岭矿山就启动机械化开采，遗迹毁损严重，古代木质支护、滑车、溜槽等珍贵文物被陆续挖出，但因无人识其价值，不少被农民捡拾回家当作柴火。

　　在铜岭古矿区内首期发掘的6件商代的木质提升机械工具，有3件都是从当地村民的家里“抢救”回来的。

　　“那时候我们的考古工作的内容之一就是去了解每一户村民是否捡拾过这里的文物，一旦了解到他们家还有‘幸存’文物，就要赶到村民家去‘发掘’。如果这里的遗址能更早地被发现并保护，也许现在对于商代青铜文明的研究会更充分。”刘诗中告诉记者，当时，还是年轻队员的刘礼纯每天在考古发掘之外，还得“巡逻”，去看有没有村民来捡木头。

　　不过，比起对历史遗迹保护性发掘，对其后续的保护与展陈，是更大的难题。

　　“每一个来到这个遗址的人都问过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下到矿井里去实地感受古人智慧？”刘诗中告诉记者，古矿区出土的木质文物，埋在土中时都处于水饱和状态，所以能够维持原样。矿井的木支护也是如此，即便过了3000多年，也能稳稳地支撑着矿井结构，而一旦暴露在空气中，很快就会干缩变形甚至解体。这其实也是全世界的考古难题。因此，那100多个矿井和地下构造复杂精巧的巷道，目前只能用泥土回填，并用沙包遮盖起来。

　　刘诗中期待着，“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拥有新的技术，让这座三千多年前的古代工业遗址以完整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

第二阶段考古队领队李荣华：破解“未解之谜”，谁来接棒？

　　“经过三期发掘，铜岭古铜矿遗址仍有很多未解之谜，谁来接棒、继续破解这些谜题？”曾牵头二期考古发掘的江西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李荣华已经与铜岭铜矿遗址打了几十年交道。临近退休，他为后续考古人才的青黄不接而忧心忡忡。

　　1999年，铜岭铜矿遗址第二期考古工作正式启动。在遗址东约2公里的南畈村檀树咀古文化遗址处进行发掘时，考古队清理出商代至春秋时期的灰坑、房基、墓葬等重要遗迹，并初步判断此处是铜岭矿工的居住生活区，勾勒出商代铜矿采冶工业的形态：采矿区、选矿区、冶炼区和生活区。

　　但是，还有很多问题至今尚未弄清。比如，在檀树咀遗址的河流发现了同一时代的码头，这是否意味着铜料就是从这条河流运往今天的郑州、四川等地？这里采矿千年，附近为何未发现大规模墓葬区？铜岭矿道中从未发现人的遗骸，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矿区从未发生过事故，从而说明当时采矿技艺极其高超？

　　目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积极申请后续考古发掘。但李荣华坦言，领队人选迟迟未能落实也影响着考古的进程。现在60后即将退休，80后中坚力量同时承担着其他重大项目，90后、00后新生代尚在成长，主动性发掘工作推进不易。

　　还有一件事也让李荣华忧心：虽然三次考古发掘后都发表了考古简报或报告，但资料分散，作为关乎中国文明起源与进程的重要青铜时代遗址，至今未有一部综合报告。第一次发掘距今已30多年，整理工作困难重重，尤其是一些早期发掘的胶片底片，目前已无从寻觅。

第三阶段考古队执行领队崔涛：让文物“活”起来，带动城市“火”起来

　　2014年到2017年，铜岭铜矿遗址第三阶段的挖掘，主要围绕焦炭厂、余家山、下戴铜石坡等冶炼区、生活区展开。在考古上，铜岭古铜矿是商代青铜文明的源头，这一点已经得到明确。而按照遗址第三期发掘的执行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博物馆员崔涛的看法，铜岭铜矿遗址的发现，其实是牵引出了一整条支撑青铜文明发展的产业链，涵盖采矿、冶炼、烧炭、后勤保障地，甚至运输外围码头等。因此，要研究华夏文明，不仅需要对铜岭铜矿遗址及其附近的江西钟家林遗址、荞麦岭遗址、神墩遗址等已发现的历史遗迹进行协同研究，还需要延伸至与瑞昌一江之隔的湖北的部分历史遗迹，以及河南郑州的部分历史遗迹，多个地区联手开展研究。

　　“跨区域的历史遗址发掘保护，需要地区间的协调。同时，对遗址保护区的圈定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之间如何协调，这些都是当下历史遗迹保护中面临的挑战。”崔涛直言，“考古人当然希望保护区越大越好，但这在很多时候并不现实。关键在于，如何让考古工作为地区发展提供更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滋养，真正让文物‘活’起来，继而带动城市‘火’起来。”

　　作为一名“传统”考古人，崔涛说，这次发掘给他带来了巨大挑战。“铜岭是典型的矿业遗址，出土物常常是成堆的炉壁、炼渣，传统考古手段难以解读。”当下的考古工作，亟需科学家加入。

　　今年初，崔涛与冶金专家合作，对遗址内商代冶炼遗存中发现的炉渣、炉壁、矿石等冶金遗物进行科学分析，首次明确铜岭在商代早期晚段已使用硫化矿进行冶炼，将中国矿冶史又向前推了一步。“打破考古学界的壁垒，让更多科学家加入进来，我们才可能对中华文明有更多的发现。”